當前，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加劇了貿易全球化的巨大風險，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運行產生了極大的破壞作用。對江蘇這種經濟大省來說，其影響既是復雜多維度的，也是長期和深遠的；既會帶來短期的巨大壓力，也會倒逼推動中長期的結構性調整與產業升級，必須認真分析對待，并及時出臺應對政策措施。

總體來看，“對等關稅”對江蘇經濟的影響與江蘇對美出口規模與結構有直接的關系。2024年，江蘇對美出口額809.06億美元，約合人民幣5663.4億元。結構上，從地區看，蘇州對美國出口額約472.5億美元，占江蘇全省對美出口的57%；從商品看，高新技術產品如智能手機、集成電路、便攜式電腦等出口占比較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等也有一定份額。此外，家電產品出口增長較快，2024年江蘇出口家用電器681.6億元，同比增長19%。因此“對等關稅”將會帶來較大影響。

“對等關稅”的短期沖擊：出口承壓與市場調整

其一，當前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征離譜的高關稅后，江蘇企業收到的來自美國市場的訂單量明顯減少，一些企業的部分訂單轉向歐洲、中亞、南美等新興市場；一些企業對美國的直接出口份額大幅度下降，轉而通過柬埔寨、越南的海外基地從事轉口貿易，以分散被大幅度加稅的政策風險。但是由于美國采取了極其嚴格的原產地審查原則，未來轉口貿易形勢不容樂觀。

其二，關稅疊加對出口企業的影響，主要取決于出口企業的需求價格彈性。對那些價格彈性小甚至無彈性的生產企業來說，關稅主要由美國廠商與消費者承擔；價格彈性無窮大的出口品要么退出市場，要么出口商自己承擔關稅；價格彈性介于這兩者之間的出口企業，就需要與美方客戶分擔一定比例的關稅。這會促使產業鏈供應鏈加速向東南亞等國轉移，如江蘇國泰在緬甸、柬埔寨布局貨源基地，科沃斯優化海外供應鏈，阿特斯在美增加本地產能以規避關稅壁壘，等等。關稅疊加效應的另一方面，表現為會導致江蘇企業進口原材料和零部件成本增加，從而增加企業負擔、降低企業市場競爭力并導致市場需求減少。

其三，“對等關稅”會對人民幣匯率造成較大的擾動，由此對江蘇從事出口活動的中小微企業經營產生很大的影響。江蘇從事進出口活動的中小企業眾多，這些企業會因為匯率損失而導致利潤大幅度縮水，這就人為地增加了企業經營的風險。

其四，由于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的朝令夕改、隨意性很大，迄今并沒有形成一個始終如一的、符合經濟學基本原理的關稅規則，因此無論是非美國企業還是美國企業，目前都無法產生穩定的市場與政策預期，這就直接導致企業不能、不敢進行投資經營決策，使一些企業經營活動停擺，從而極大地影響企業運行與員工就業。

“對等關稅”的中長期影響：結構升級、市場多元化的機遇

關于“對等關稅”政策，從較長時期來看，對長期實施出口導向型經濟全球化戰略的江蘇來說，也有一定的倒逼經濟體系轉型升級的作用。眾所周知，在過去的經濟循環中，江蘇是典型的國際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的格局。形成新發展格局是江蘇當前和未來發展戰略調整的重大目標。特朗普政府“對等關稅”政策從反面給了江蘇戰略結構調整巨大壓力和重大機遇。

第一是高關稅倒逼江蘇企業提升產品附加值。因為只有提升產品的附加值，才能夠抵制和對沖貿易中上升的關稅水平和交易成本。比如，前些年貿易戰開打中，好孩子集團通過提前發布獨家設計的兒童安全座椅和嬰兒車，以技術創新填補市場空白，即便價格提高仍獲得訂單。再如，隨著全球環氧丙烷巨頭利安德巴塞爾與科思創宣布永久關閉荷蘭鹿特丹港的31萬噸/年產能（占全球總產能的約5%），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環氧丙烷生產國（2023年產能612萬噸），出口需求進一步增長，推升了全球市場價格預期。早已采用異丙苯法新工藝、具備綠色生產優勢、符合環保政策導向的江蘇紅寶麗公司，作為擁有10萬噸/年環氧丙烷產能的國內龍頭企業直接受益。

第二是倒逼江蘇企業走市場多元化之路，不斷開拓新興市場。全球非美市場潛力巨大而且有待于開發，江蘇質優價廉的產品和產能仍然具有巨大的競爭優勢。近年來，江蘇加速布局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為應對今日特朗普政府“對等關稅”政策打下了一定基礎。2024年，江蘇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進出口2.67萬億元，增長10.8%，其中對東盟出口增長22.3%。

第三是促進了政府政策的調整，新的產業鏈政策的實施助力企業轉型。企業危難時刻更需要地方政府有所作為。在今年初，江蘇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的五條關稅政策調整建議被采納，涉及生物醫藥、細胞治療、綠色化工等關鍵領域，此次關稅調整將為我省相關企業節省關稅成本超1億元，拉動外商增資超4.75億美元。江蘇政府部門還通過“縣區行”活動促進產業鏈上下游合作，提升整體競爭力。

第四是推進全球供應鏈本地化布局。企業通過海外設廠規避關稅，或者繞開美國市場經營非美國市場，重新布局產業鏈供應鏈。例如，一些企業遠赴非美國家設廠，泉峰汽車匈牙利基地實現對北美整車廠量產供應，紅太陽股份在東南亞布局生產基地，江蘇中煙通過物流數字化轉型提升供應鏈效率，降低內部成本，等等。

第五是加速了江蘇內外貿一體化進程。推動外貿企業轉內銷，這是江蘇擴大內需的重要途徑。不過內需市場因為信用條件相對弱、交易成本略高，所以外貿企業一直以來不夠重視。2025年江蘇“外貿優品中華行”活動，吸引了京東、永輝等頭部采購商對接，幫助企業開拓國內市場。一些平臺企業如蘇寧易購、蘇果超市等設立外貿專區，推動“出口轉內銷”模式落地。

總之，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政策對江蘇的影響是一把“雙刃劍”，短期加劇出口壓力和供應鏈成本，長期則倒逼產業升級、市場多元化和供應鏈韌性提升。江蘇通過企業創新、政府政策支持和產業鏈協同，正逐步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未來，需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銷售、強化技術研發、深化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合作，并完善匯率避險等金融工具，以應對全球貿易變局。

江蘇應對“對等關稅”風險挑戰的對策建議

作為走在全國前列的外向型經濟大省，江蘇需要在政策引導、產業升級、市場布局、風險對沖等多維度協同發力，構建“韌性強、創新足、循環暢”的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系。

第一，通過政府的政策創新措施，筑牢企業出口與出海的制度保障。要動態優化關稅應對的政策工具箱。建立“關稅影響評估—政策儲備—快速響應”機制，針對機電、紡織等重點行業，制定“一行一策”關稅減免方案。同時，要探索“關稅分攤”機制，鼓勵上下游企業通過產業鏈協同，消化成本增加壓力，降低整體關稅負擔。要強化跨境貿易便利化改革，推廣“預約通關”“跨區退貨”等試點經驗，壓縮重點商品查驗時間。要依托自貿試驗區探索離岸貿易、數字貿易等新模式，允許外資研發中心進口設備免關稅，推動技術跨境流動。要構建全周期企業服務體系，深化“縣區行”“企業大走訪”等活動，建立“問題收集—分級處理—跟蹤反饋”閉環機制，通過“一對一”精準服務，幫助企業解決通關、融資難題。

第二，重塑企業競爭優勢、推動產業向高端突圍。要抓住第四次以智能化為特征的產業革命的機遇，搶占未來產業制高點。加快培育“10+X”未來產業投入增長機制，在第三代半導體、氫能、合成生物等領域建設若干未來產業研究院，設立“應用基礎研究特區”，每年實施若干前瞻技術研發項目，突破類腦計算、量子通信等“卡脖子”技術。要推動傳統產業綠色化、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實施“設備更新+綠色改造”雙輪驅動，要重點推動企業開展數字化、智能化改造，鋼鐵、石化行業新改擴建項目需達到能效標桿水平。要培育自主可控產業鏈，建立“鏈主”企業治理機制，由鏈長或鏈主牽頭、高校院所支撐、上下游企業協同攻關，同時要完善產業鏈“斷鏈”風險預警體系，在半導體材料、工業軟件等領域建立備份供應鏈，減少外部依賴。

第三，大力推進市場多元布局，最大程度分散外部風險的沖擊。要繼續深耕“一帶一路”市場，依托中沙國際合作產業園、“一帶一路”經貿中心等載體，推動新能源、汽車零部件等產業產能合作。要爭取在內外貿一體化方面有所破局，鼓勵各種商務平臺設立外貿專區，提供“極速入駐+代運營+倉配一體”服務，降低企業開拓國內市場的交易成本。要大力推進跨境電商經營形式。在條件較好的蘇州、南京等地設立跨境電商綜試區，培育數百個跨境電商知名品牌，通過“海外倉+直播”模式，促進國外市場銷售額的增長。政府對參加新興市場展會的企業要給予一定的展位費補貼，降低市場成本。

第四，以金融創新賦能外向型企業化解經營風險。建議推廣蘇州中小微企業匯率避險服務中心經驗，提供“數字化+實景化”沉浸輔導，幫助企業辦理套期保值（以下簡稱“套保”）業務。試點免保證金套保，對首次套保企業給予一定比例的手續費補貼。實施供應鏈金融的精準滴灌，依托核心企業信用，為上下游中小企業提供應收賬款融資、倉單質押等服務。比如，可以推廣江蘇銀行推出的“蘇鏈通”平臺，為中小微企業提供融資。要對出口信用保險擴面提標，對投?！岸唐诔隹谛庞帽ｋU”的企業，可以給予最高限額的資金支持，幫助企業降低收匯風險。

第五，要實施區域協同聯動策略，增強江蘇整體抗風險韌性?？梢詫﹂L三角科創共同體深化運行機制改革，共建長三角未來產業協同發展體系，聯合攻關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領域關鍵技術，共享設備資源。探索實施省內產業鏈融通發展策略，推動蘇南蘇北產業協同，如徐州新能源產業集群與連云港港口聯動，打造“風光儲”一體化出口基地。要創新國際合作機制，依托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江蘇發展大會等平臺，建立“一帶一路”產業合作聯盟，聚焦新能源、汽車零部件領域增加銷售。

第六，要建設風險動態防控體系。如要對關稅政策跟蹤預警，建立“政策解讀—影響評估—應對方案”三級響應機制，通過大數據分析預判關稅調整趨勢，幫助企業精準評估各種關稅的疊加成本。要實施“核心技術攻堅2025”計劃，在工業軟件、高端芯片等領域突破50項“卡脖子”技術，增加國產化比例。要建設供應鏈備份體系，在東南亞、中東等地區建設各類海外產業園區，同時要完善省內應急物資儲備體系，確保關鍵原材料供應安全。

總之，江蘇需要“以變應變”，即通過政策創新構建制度優勢，通過產業升級重塑競爭優勢，通過市場多元分散外部風險，通過金融賦能化解經營壓力，通過區域協同增強整體韌性。未來地方政府要持續跟蹤國際經貿規則變化，動態優化策略工具箱，在開放與自主、短期承壓與長期轉型之間尋求平衡，為全國高水平對外開放提供借鑒。

（作者為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發展研究院常務院長、教授、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