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經濟學是什么“學”？其要義不是“人文”經濟學，也不是人文“經濟”學，不能將人文經濟學只當作經濟學來研究，否則很可能依然局限于學科思維的牢籠，無法真正將人文和經濟辯證整合。人文經濟學是“人文經濟”學，其精髓是人文與經濟的合璧，是二者辯證互動所創造的成果，如果一定要將它歸之于某種“學”，那就是人文經濟一體學。我們必須走出學科思維，建構文明思維，在中華現代文明和現代化的“中國式”意義上理解人文經濟和人文經濟學。

西方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在其著作《經濟學原理》的開篇就斷言：世界歷史是由經濟力量和宗教力量兩種力量形成的。物質世界中根本的力量是經濟，精神世界中最高的力量是宗教。“讓凱撒的歸凱撒，讓上帝的歸上帝。”這一命題揭示了人類文明的兩大基石，這就是經濟以及以宗教為核心的人文。但是，這個解釋存在內在的明顯局限。雖然他認為宗教和經濟兩種力量在經濟學（準確地說在政治經濟學）中必須同時存在，因為經濟學本質上是創造財富而不教人如何發財的學問，但在他的研究中，這兩種力量并未真正合一。更大更深刻的局限在于，它只對于西方文明具有解釋力，對中華文明史并不完全適用。中華文明的基本力量是什么？宋明理學家程顥說：“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中國文化是倫理性文化，中華文明是倫理性文明。對中國來說，跟西方相近的、相通的是生活世界中的經濟，而在精神世界中最根本的力量就是倫理。所以，倫理和經濟如何整合就構成了從傳統文明到現代文明的基本問題，正如朱熹所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

20世紀以來，人類世界的最重大的文明覺悟是文化覺悟，準確地說是文化與經濟關系的覺悟。20世紀初期，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其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提出，現代西方文明的最重要的秘密，就是改革之后加爾文教即新教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提供的文化動力，即新教倫理所造就的“資本主義精神”。新教倫理解放了人們的謀利沖動，又把這種沖動牢牢鎖定在倫理的合理性范圍內，如果不按照宗教倫理的指引獲利便不能得到上帝的救贖，由此建構了“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的所謂“理想類型”。韋伯的“理想類型”本質上是宗教與經濟，或人文與經濟一體化的西方文明的理想模型。上個世紀7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爾·貝爾在其著作《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發現，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重要的矛盾不是經濟矛盾、政治矛盾，而是文化矛盾，而文化矛盾的核心是經濟沖動力與宗教沖動力的分離，要解決現代西方文明合理性的問題，必須重新把經濟沖動力和宗教沖動力相整合。上世紀90年代，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將西方世界20世紀的文化發現延伸到對于國際關系和世界史的研究。他認為，當今世界的沖突，歸根到底是各種文化部落或者文明體之間的沖突，而諸文明體、文化部落是以不同的經濟和不同的文化尤其是倫理道德的價值觀為基礎而形成的不同文明形態。

近現代以來中華文明的重大覺悟，同樣是文化覺悟，準確地說是以倫理覺悟為核心的文化覺悟。不同的是，它是基于落后挨打，基于對經濟發展遲緩的沉痛經驗，以對傳統文化的深切反思為主題，以由近代向現代、乃至包括改革開放等重大社會轉型時期所形成的巨大而深刻的文化熱為表現形式。在這個意義上，人文經濟和人文經濟學，是20世紀以來人類文明覺悟的成果，人文經濟學所探索和解決的問題，不只是經濟，也不只是文化，而是以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為基礎和基本問題的人類文明的合理性和現代文明形態，尤其是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問題。

人文經濟和人文經濟學對現代文明的中華形態建構有何意義？它至少可以對解決現代文明的三大前沿課題作出創新性貢獻：文化與經濟的發展不平衡問題；文化與經濟的共生共榮；經濟發展的人文動力。

人文經濟學不只是經濟學，不能將它局限于經濟學的理解和詮釋，它不只是具有人文關切、體現人文價值的經濟學，其根本理念不是以人文或文化為工具而發展經濟、建構經濟學，否則人文或文化將淪落為工具價值，人文經濟在現實形態上將淪落為文化產業。人文經濟和人文經濟學將為經濟發展提供合理而充沛的文化力或人文力，為經濟社會的健全和持續發展提供人文動力。由此，像中國這樣的文明古國悠久而深邃的文化資源，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僅成為現代文明的巨大人文力量，而且賦予現代文明和現代化以中華形態和中華氣派。在這個意義上，人文經濟學本質上是文明學。中國式現代化是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的現代化，人文經濟、人文經濟學就是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協調發展之學。

貫徹人文經濟理念，既要在理論研究層面取得新進展，又要在實踐層面取得新突破，其中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就是建立人文經濟一體化的咨詢決策系統。在咨詢決策方面，要實現人文經濟一體化的自我超越，實現人文和經濟的更好整合。其著力點和突破口是：走出專家思維和專家依賴，加深人文和經濟兩大領域專家學者的對話交流，建立人文經濟一體化的智庫系統和決策機制。比如在城市發展的人文含量、鄉村振興、老齡文明建設等現代化的頂層設計等方面，以人文經濟一體化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理念理論、體制機制等，破解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難題，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新形態的建構作出前沿性的探索和新的貢獻。

（作者為東南大學人文資深教授、道德發展智庫首席專家，江蘇社科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