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界現代化進程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現代化的路徑選擇，往往決定著現代化進程的成敗，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這個國家的國情條件的深刻影響與制約。一般而言，國情主要是指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人口、歷史與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情況和特點。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研究不同國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必須聯系各自國家特定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歷史的乃至人口的、地理的諸方面條件，由此探尋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獨特性質與特殊道路。因此，要從一定的社會歷史環境條件出發，深入分析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及其獨具特性的結果，把握一個國家現代化的路徑選擇。
中國式現代化有著深厚的國情基礎，體現了鮮明的國情特點和獨特的歷史背景。超大人口規模無疑是中國國情狀況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將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視為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中國特色的第一個明顯特征，并深刻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我們始終從國情出發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既不好高騖遠，也不因循守舊，保持歷史耐心，堅持穩中求進、循序漸進、持續推進。”這一重要論述精辟分析了在人口規模巨大的國情條件下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意蘊、總體狀況、發展途徑、推進方式和基本要求，進而為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提供了路徑選擇。
一、人口問題與中國式現代化
人口是一種社會現象。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人口問題始終居于特殊的重要地位，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至為關鍵的因素之一。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一當人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即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同時間接地生產著自己的物質生活本身”。因之，現實的個人是一定社會物質生產條件的必要因素。人口是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有機構成要素。人口問題一般包括人口數量、質量、構成、人口的發展、人口分布和遷移、人口的自然變動和社會變動等諸多因素或方面。人口既具有自然屬性，又具有社會屬性，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有機統一。“生命的生產，無論是通過勞動而生產自己的生命，還是通過生育而生產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由此，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相互關聯、不可分割。一定社會的物質生產始終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支配著人類社會發展過程。而人口生產包括人口數量、人口質量、人口構成等，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物質生產進程，這種物質生產“第一次是隨著人口的增長而開始的”，因此，人口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形成加速或延緩的重要作用。
在中國，人口問題是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早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一文中，毛澤東在分析中國的國情特點時就指出：“我們中國現在擁有四億五千萬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包括人口狀況在內的中國的特殊的國情，“這是解決中國一切革命問題的最基本的根據”6。在《唯心史觀的破產》（1949年9月16日）一文中，毛澤東批判了那種認為中國革命的發生是由于太多的人口決定的唯心史觀，強調“中國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顯然，毛澤東對中國的眾多人口狀況持有樂觀的態度，確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中國能夠在人口超大規模的國情條件下創造出經濟發展的人間奇跡。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任務，進而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1956年9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開幕詞中發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的號召。迄至20世紀60年代初，我們黨逐步由工業化的發展戰略轉向在人口眾多的國情條件下推進現代化的發展戰略。隨著把我國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的提出，如何認識在中國推進現代化大業進程中的人口國情特點，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深入思考，始終把人口狀況作為謀劃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極為重要的因素。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鮮明地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重大命題并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由此，鄧小平深入分析了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國情狀況，強調要看到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這兩個重點特點，其中尤為重視人口多的狀況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深遠影響，認為“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產還不夠發展的條件下，吃飯、教育和就業就都成為嚴重的問題。我們要大力加強計劃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也仍然存在”；“耕地少、人口多特別是農民多，這種情況不是很容易改變的。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特點”。因之，鄧小平強調，“中國式的現代化，必須從中國的特點出發。比方說，現代化的生產只需要較少的人就夠了，而我們人口這樣多，怎樣兩方面兼顧？不統籌兼顧，我們就會長期面對著一個就業不充分的社會問題”。在這里，鄧小平明確提出人口眾多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必須考慮的重要國情特點，要高度重視人口眾多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帶來的長遠影響。鄧小平深刻認識到，在人口眾多的中國實現現代化是一項極其艱巨的歷史任務，“一定要致力于發展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建設物質文明”。因此，鄧小平基于中國的人口因素以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量化指標分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標準，指出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特別是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來說不會很高”，爭取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人均一千美元，比目前人均不到三百美元提高兩三倍。在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發展經驗的基礎上，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小康社會的概念，把中國式現代化的特定發展階段同“小康之家”等同起來，強調中國式的現代化概念不同于國外的現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20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只是一個小康的國家”。在這里，鄧小平把在20世紀末實現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千美元的中國式的現代化或達到小康水平作為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初步目標，并且提出了在此基礎上“繼續前進，逐步達到更高程度的現代化”的歷史任務。隨著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鄧小平更加清晰地勾畫了以人口因素為基礎的“三步走”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戰略，指出：“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達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一千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那時國民生產總值超過一萬億美元，雖然人均數還很低，但是國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們制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顯然，在人口因素的統攝下，中國式現代化的第一個目標是到20世紀80年代末解決人民溫飽問題，第二個目標是到20世紀末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則是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鄧小平提出的以人口因素為核心考量的“三步走”的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戰略構想，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抉擇，并且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黨和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中得到了集中的體現。“進入新世紀，在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之后，我們黨又提出，到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然后再奮斗三十年，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在更廣的范圍內、更深的程度上波瀾壯闊地展開。習近平總書記深刻認識到人口問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特殊的重要性，從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全局出發，精心謀劃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方略，強調“我國14億人口要整體邁入現代化社會，其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的總和，將徹底改寫現代化的世界版圖，在人類歷史上是一件有深遠影響的大事”。
要堅持人民至上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人民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屬性。堅持人民至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立場。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主義東方大國，在邁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必然要面臨著其他國家不曾遇到的各種壓力和嚴峻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只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確的發展觀、現代化觀”。因此，必須將人民至上的準則貫穿于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全過程和各個方面，堅持將為最廣大人民謀幸福作為我們黨領導現代化事業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從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人口問題與人口發展的極端重要性，“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把人口高質量發展同人民高品質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要突出問題導向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堅持不懈的艱苦努力，我國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躍上了新的大臺階，到“十三五”規劃收官之時，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00萬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城鎮化率超過60%，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這無疑為在人口眾多的中國實現現代化打下了重要基礎。但是，應當清醒地看到，在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進程中，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的問題還相當突出，城鄉差距、地區差距、收入差距等問題依然較大。習近平總書記分析說，“我國城鄉區域發展差距較大，而究竟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有很多新的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尤其是區域板塊分化重組、人口跨區域轉移加快、農民落戶城市意愿下降等問題要抓緊研究、明確思路”。更為突出的問題是，“當前，脫貧攻堅已到了決戰決勝、全面收官的關鍵階段。如何堅決攻克深度貧困堡壘？如何著力補齊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和飲水安全短板？如何確保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同全國人民一道邁入小康社會？”這顯然是在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所不容回避的重大而緊迫的現實問題。
要采取重大舉措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在人口眾多的國情條件下進行現代化建設，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采取更為堅決、更加有力的重大措施，“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在中國的14億人口中，農村人口占了絕大多數，而其中有相當數量的農民還處于貧困狀態，即使在城鎮，各類困難居民也為數不少。這必然成為現代化建設的突出的阻滯因素。在黨的十八大召開后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到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時指出：“由于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我們國家大、各地發展條件不同，我國還有為數不少的困難群眾。按照人均年收入二千三百元的國家扶貧標準，全國農村扶貧對象還有一億二千多萬人。我們在國際場合說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所承擔的國際義務要適當，就是這個道理。”因之，在當代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在此基礎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為艱巨的任務在農村，特別是貧困地區，必須高度重視脫貧攻堅，把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生存和溫飽問題進而使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擺上緊迫的重要議程。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深入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高度，“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采取了打贏精準脫貧攻堅戰、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改革戶籍制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等一系列重大舉措，建立健全政策制度體系，著力解決突出問題，經過長期堅持不懈的艱苦努力，到建黨100周年之時，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了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歷史性地解決了區域性整體貧困和絕對貧困問題，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為實現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人口狀況與法律發展
人口問題與法律密切相關。在文明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人口是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有機構成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定社會物質生活的存在與發展，因而不可避免地影響著一定社會的法律發展過程。法律作為社會生活關系的調整器，必然對一定社會的人口狀況產生著重要影響，控制或促進一定社會人口的增長。
早在《論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鳩就研究過法律和人口的關系，注意到在人類社會，“思維的方式、性格、感情、幻想、無常的嗜欲、保存美色的意識、生育的痛苦、家庭人口太多的負擔等”，都會給人口的繁衍生殖帶來千百種的障礙。不僅如此，婚姻家庭制度、政體結構形式、土地制度形態、工藝與技術的發展，乃至立法與法律制度，等等，都會對人口狀況產生程度不同的影響。其中，立法與法律的作用更是不可忽視。孟德斯鳩進一步從立法者的角度看待人口的繁殖問題，認為“關于一國人口的法規，主要應視情況而定。有些國家，大自然已經什么都給做好了，立法者就無事可做。氣候已生養足額的人丁，還需要用法律去促使生齒繁滋嗎？”由此，孟德斯鳩具體比較分析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相關情形，指出在古希臘，各城邦都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每個共和國的立法者所追求的目標是，內使公民幸福，外使國力顯揚，不亞于鄰國。由于疆域不大，又幸福無比，國民人數易于增長，因而成為國家的負擔”，因之，城邦政府一方面不斷地向外殖民，另一方面從未忽略過使用包括法律在內的一切能夠阻抑生育子女過多的手段。所以，“希臘人的施政特別規定公民的數額”。至于意大利、西西里、小亞細亞、西班牙、高盧、日耳曼等地，則和希臘的情況差不多，“都是一些小民族，人煙至為稠密。它們不需要繁殖人口的法律”。而在古代羅馬，情形則大不一樣。“羅馬人摧毀了一切民族，也摧毀了自己。羅馬人長年勞兵苦戰，致力于雄圖偉略，又肆逞暴虐，終于力量衰竭”。因而羅馬人需要制定繁殖人口的法律。在這方面，應當說“羅馬人是世界上最懂得使法律為自己的意圖服務的民族”。我們可以看到，古羅馬的法律殫精竭慮地誘導公民結婚。奧古斯都時期把這方面一切可能制定的法規都匯集在一起，使之成為一個有系統的整體，形成促進人口繁衍的更大的力量。“奧古斯都的這項法律是一個真正的法典”，乃是羅馬民法最優美的部分，旨在增加羅馬公民的人數。“但是不久之后，最明智的法律已經不可能重建一個死亡的共和國”。在論及近代早期大航海時代的歐洲情形時，孟德斯鳩得出的結論是：“今天歐洲的情況仍然需要繁殖人種的法律。”很顯然，孟德斯鳩用大量的事例和文獻闡述法律與人口之間的緊密關系，強調法律對于古代歐洲世界的人口生產與發展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調控作用，是促進人口繁衍的重要力量。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站在歷史唯物主義法哲學的立場上，批判地繼承先前思想家關于法律與人口相互關系的學說，認為人口與法律之間存在著辯證關系，即一方面，盡管人口狀況不是法律發展的最終決定的因素，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法律類型歷史更替的基本性質，但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法律的發展，對法律的發展方式、發展面貌、發展機理等方面產生或大或小的影響，進而促進或者延緩法律發展及其現代化的進程。另一方面，作為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整體意志的體現，法律對人口狀況形成能動的反作用，對人口狀況發揮著重要的調控功能，進而深刻影響著以人口狀況為基礎的社會發展及其現代化的進程。恩格斯分析了國家權力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反作用的三種情形，指出：“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面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過一定的時期都要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著某些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這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費。”同樣地，如同法律對“物的生產”進行能動的調控一樣，法律對“人的生產”也會進行必要的調節，以期適應一定社會發展的需要。法律對人口狀況的反作用，既可以根據國情條件特點，能動地調節人口狀況，形成有利于社會發展的“最優人口”，從而推動人口與經濟社會、自然資源的均衡發展；也可能背離社會有機體的動態平衡要求，偏離人口與經濟社會、自然資源之間的最適當比例關系，進而延緩甚至阻礙發展。因之，在當代中國，高度重視法律對人口狀況的能動的反作用機理，這對于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三、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法治準則
從總體上看，運用法治方式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法治發展準則。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精髓要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深厚基礎和最大底氣。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這是我們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根本立足點。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原則之一，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增進人民福祉，不斷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認識到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并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接續奮斗，在我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1 000元的基礎上，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改善，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脫貧攻堅戰，城鎮化率達到64.7%，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城鄉居民住房條件有了較為明顯的改善，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顯著增強。但是，應當清醒地看到，在我們這個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度，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房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和質量仍然有待進一步改善，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尚需付出更為艱巨的努力。因之，“兩個沒有變”的國情特點，將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深刻影響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及其基本面貌。堅定不移地把握發展這一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乃是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必須牢固確立的重大原則。誠如馬克思所精辟分析的，“生活資料和現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產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夠體面地、像人一樣地生活，生活資料還是生產得太少了”；“對于人口中有勞動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業來說，生產資料生產得不是太多了”。當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動態的、積極有為的并且始終洋溢著蓬勃生機活力的過程，也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從我國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更高階段邁進的迫切要求的實際出發，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準確把握有效滿足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路徑與方向，以此作為謀劃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依據。
法治與發展密切相關及其內在聯系。“法治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保障。”馬克思主義法治辯證法告訴我們，現實的經濟社會發展構成了法治現象的深厚根源與基礎，而法治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具有能動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社會條件下起到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能夠在某種限度內影響或改變著經濟社會發展的運動方向和實際效果。在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法治以其特有的方式標志著國家現代化的進程與階段，體現了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脈絡、推進方式、重點領域、路徑選擇和運動方向，從而成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手段。因此，研究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法治需求，就必須緊扣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深刻理解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指向，以解決法治領域突出問題為著力點，努力構建有效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法治體制、制度和機制，為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四、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法治脈絡
現代化是一條川流不息的歷史長河，交織著錯綜復雜的矛盾運動，而貫穿其中的一條內在脈絡，乃是從事這一社會變革實踐的社會主體自身的現代化，亦即人的現代化。盡管學界對人的現代化問題曾經進行了廣泛的討論，但是時至今日卻是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不容回避的重大論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對于國家現代化進程來說，人的現代化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這是人的價值觀念、行為模式、思維方式、情感意向和人格特征的現代化。一個國家的人民只有從心理、態度和行為上與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相互協調，這個國家的現代化才能真正得以實現。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規模巨大的超大型東方大國，人的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所在。如果沒有從心理、態度和行為上實現由傳統人向現代人的轉變，那么中國式現代化就難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推動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度邁進現代化的進程，無疑是一個極其艱巨、復雜乃至長期的歷史過程，至關重要的就是要將超大規模的人口轉變為最為豐富、最具競爭力的人力資源，提高人口整體素質，使之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有力支撐。因之，實現人的現代化，不僅要大力推進教育現代化，將“十分沉重的人口包袱變成巨大的人力資源財富”，推動中國成為人力資本大國，而且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轉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和行為習慣”，從而更好構筑中國精神，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在這里，將表現傳統法律觀念并以傳統模式行動的人轉變為具有現代法律意識和行為的人，乃是人的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人的現代化問題研究的開拓者阿列克斯·英克爾斯等人分析說，在發展中國家，人們可以相當容易地模仿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其實，“人們并不確切知道，這些移植的制度在新環境中究竟有多少能生根結果”。這些移植過來的制度運轉得不太好，有許多事例證明這種移植是失敗的。“在詳細考察這種狀況時，人們很快就會發現，沒有基本的和普遍的文化與人格類型的支持，賦予這些空洞的形式以生命，并賦與其行動者以意義和持續性，這些物資資源、這些修理和維護的規則、這些組織的圖表、這些伴隨制度轉移的行政管理大綱，都變得毫無意義。”所以，“在當代世界的情況下，個人現代性素質并不是一種奢侈，而是一種必需。它們不是派生于制度現代化過程的邊際收益，而是這些制度得以長期成功運轉的先決條件。現代人素質在國民之中的廣為散布，不是發展過程的附帶產物，而是國家發展本身的基本因素”。因之，要實現國家制度與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必須首先實現人的現代化。
在當代中國，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民群眾的法治意識是否增強。可以設想，人民群眾對法治缺乏信任，輕視法治，如何會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將規模巨大的人口轉變為現代國家公民，就必須培養廣大人民群眾信任法律、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的現代法治意識，確立信仰法治、維護法治權威的現代意識。這是人的現代化的時代主題，是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只有提高全民族的法治意識水準，才能夠實現人的現代化，進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推進全民守法，必須著力增強全民法治觀念。要堅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長期基礎性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加強法治宣傳教育。要堅持法治教育從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由易到難、循序漸進不斷增強青少年的規則意識。要健全公民和組織守法信用意識，完善守法誠信褒獎機制和違法失信行為懲戒機制，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氛圍，使尊法守法成為全體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覺行動”。
五、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法治方式
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條件下，一個國家的人口規模狀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這個國家現代化的進程，并且成為反映國家競爭力狀況的社會指示器之一，甚至決定了推進國家現代化的模式選擇。由此，亦就生成著法治現代化推進方式的歷史差異性。縱觀世界現代化的進程，以這一進程的推進方式為尺度，一般將現代化類型區分為內生型和外發型這兩種模式。前者是指最初推進動力產生于本社會內部的現代化類型，主要以英國、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為代表；后者則是指最初推進動力來自社會外部沖擊而形成的政府發起變革的現代化類型，主要以俄羅斯、日本等國家為代表。然而，中國特殊的國情特點，決定了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方式的獨特性質，亦即社會演進與政府推動互動型的現代化類型。這就是說，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在各種內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政府與社會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彼此互動的格局，進而推動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與變革進程。
毫無疑問，人口規模巨大的因素賦予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方式以獨特的國情特點，必然要求通過法治將激發社會活力與強化政府推動內在地結合起來，進而形成中國法治變革及其現代化進程的“劇情主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在十三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就必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雙向互動地推進法治化”。一方面，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龐大、民族眾多、幅員遼闊、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國情條件下推進現代化及其法治變革，無疑需要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國家及政府切實履行好推動現代化與法治發展的職能作用。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國家現代化的國情實際出發，強調推進現代化、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決維護中央權威，保證政令暢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政治組織，政黨是“引領和推動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是國家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的領導直接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運、最終成敗”；“只有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榮昌盛；否則，中國式現代化就會偏離航向、喪失靈魂，甚至犯顛覆性錯誤”。在法治發展領域，要治理好我們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就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始終不渝地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黨的領導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國際國內環境越是復雜，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任務越是繁重，越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鞏固執政地位、改善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因之，在當代中國，擁有強有力的國家能力和現代政府系統，加強黨對現代化及其法治發展的全面領導，這是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及其法治變革至關重要的條件。
另一方面，在現代化進程中，社會主體的積極性、能動性、自主性狀況如何，往往是衡量國家發展的社會人類學指示器。在當代中國，如何將規模巨大的人口轉化為人力資本，形成人力比較優勢，加快建設人力資源強國，不斷激發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從而匯聚起推動國家發展的內生動力，這無疑是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而緊迫的課題。在這里，不僅要大力推進教育強國建設，持續不斷地通過教育現代化的人力資本投資，使之成為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工程，全面提高人口科學文化素質、健康素質、思想道德素質，進而把超大規模的人口轉化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的人力資源，而且要為人力資本現代化構筑起堅實的法治基礎，運用法治的力量改善人力資源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正向促進功能，使之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源泉。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廣泛發展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深入推進，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和聰明才智有了充分施展的廣闊天地，社會主體愈益成為推動國家現代化及其法治變革的重要力量，法治社會建設釋放出強大的潛能，從而逐步強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法治內生動力系統。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公民有序參與民主政治與法治建設，作為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原則，通過多種途徑、機制與方式，在立法、執法、司法、基層社會自治等各個領域中依法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權利，積極鼓勵和充分尊重基層群眾在現代化及其法治變革中的實踐探索，讓人民群眾在現代化與法治發展中擁有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和監督權。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優勢所在，集中體現了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推進方式的自下而上的基本理路。
六、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區域法治格局
中國是一個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東方大國，這種不平衡的發展狀況與規模巨大的人口因素交織在一起，不僅體現在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上，而且也表現為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情形，“區域人口增減分化”已經成為當下中國人口發展的趨勢性特征之一。這一狀況無疑極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及其路徑選擇，從而對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出了嚴峻的課題。
關于城市與鄉村，縱覽人類社會的演進歷程，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分工的出現及其發展乃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有力杠桿，而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進入近代社會以來，在近代工業革命的推動下，社會發展愈益“擺脫了地方的局限性”，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在向城市集中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從城市遷往農村，因而不斷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從而造成城鄉關系的“惡性循環”。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徹底變革，必然要消滅城市與鄉村分離的舊的社會分工關系。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當代中國，歷史性地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格局，從鄉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不斷加快，因之，正確處理好城市與鄉村的關系，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戰略意義。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條件出發，把推進城鎮化作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重大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我國發展必然要遇到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在我們這樣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推進和實現城鎮化在人類發展史沒有任何先例可循，必須立足國情實際，以人為本，遵循規律，因勢利導，穩妥扎實，把解決好人的問題作為重中之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逐步加快，從1978年至2013年，城鎮常住人口從1億7千萬人增加到7億3千萬人，城鎮化率從17.9%提升到53.7%，年均提高1.02個百分點；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58個，建制鎮數量從2173個增加到20 113個。在這一過程中，存在著一些突出的矛盾和問題，其中，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成為城鎮化進程的一大阻滯因素。
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作出適時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重大決策的同時，明確提出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改革戶籍制度，推動相關領域法治制度創新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變為城鎮居民。要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人的城鎮化，一個重要的環節在戶籍制度”。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要因地制宜，有序引導，自愿選擇，向全社會公布具體的戶籍改革措施，“讓群眾知道不同城市的落戶條件，安排好自己的未來，給大家穩定的預期和希望，爭取到二○二○年解決一億左右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問題”。顯然，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實行不同規模城市差別化落戶政策，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無疑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重大創新舉措，是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一場深刻制度與法治革命。因此，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印發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二○一四—二○二○年）》，明確提出要合理引導人的流動，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穩步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不斷提高人口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公平正義，使全體居民共享現代化建設成果。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率達到45%左右，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經過持續不懈的努力，中國的城鄉人口分布狀況發生了顯著變化。到2021年，我國總人口達到14.1260億，其中城鎮人口數達到9.1425億，占64.72%，鄉村人口數達到4.9835億，占35.28%，城鄉人口在全國總人口數中的比重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為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關于區域之間的發展狀況，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結構、歷史進程、文化傳統乃至自然地理條件等因素的歷史差異性，形成了不同區域之間的發展的不平衡狀況，這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區域性的表現形態。而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也反映在人口領域，從總體上看，中國的人口分布呈現出東南半壁地區人口相對稠密、西北半壁地區則地域廣大人口相對稀疏的基本格局，這種人口分布狀況的形成無疑有其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歷史的與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諸多復雜因素的交互作用機理。人口地理學的研究表明，人口發展離不開特定的地理空間條件，具有鮮明的地域差異性。中國人口總量龐大，在自然條件（以地形、氣候為主）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經濟結構類型等諸多社會經濟因素的作用下，地區人口分布極不平衡。東南半壁地勢平緩，氣候暖濕，人口高度密集，以江河沿岸沖積平原和沿海平原人口最為稠密，如珠江三角洲人口密度超過1000人/km2，長江下游和杭州灣沿岸平原超過900人/km2。黃淮海平原和四川盆地也達到600～700人/km2，但東南地區也存在人口密中有疏的現象，最低僅有6人/km2，主要分布在東北、云南以及內蒙古、陜西省和四川省的部分地區；而西北半壁則地勢高峻，氣候干冷，人口遠為稀疏，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帶和綠洲，大面積上人口均極度稀少，其中以藏北高原和塔克拉瑪干沙漠為主的無人區占全國總面積的1/10；此外，帕米爾高原、阿拉善高原、呼倫貝爾高原以及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區，人口密度亦僅在1人/km2左右；西北半壁人口相對集中在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兩麓、青藏高原的“一江兩河”地區和青海黃湟谷地，人口分布疏中有密，人口密度遠超全國平均水平，最高可達2000人/km2。
人口是現代化建設最基本的支撐。我國人口區域分布極不平衡的狀況，無疑給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帶來極其復雜的影響。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路徑選擇之一。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從中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國情實際出發，高度重視區域協調發展問題，實施了設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等一系列重大舉措，陸續形成和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中部地區崛起戰略、東部地區率先發展戰略等一系列重大的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又作出了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新的區域協調發展重大戰略。黨的二十大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高度，對深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作出了新的重要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各地區自然資源稟賦差別之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統籌區域發展從來都是一個重大問題”。“協調發展注重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要深入研究和解決區域協調發展中的人口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諸如，區域板塊分化重組，經濟和人口向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趨勢比較明顯；部分區域發展面臨較大困難，人口跨區域轉移加快，農民落戶城市意愿下降，2012年至2018年，東北地區常住人口減少137萬，多數是年輕人和科技人才，等等。
顯然，實施國家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正在中國大地上匯聚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深刻地改變著中國社會的面貌，其中蘊含著的乃是制度創新的蓬勃生機與活力，尤其重要的則是法治的力量。這不僅對國家法治發展提出了相應的要求，中央政府從中國式現代化的全局出發，制定和完善有利于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得以實施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體系，而且對區域法治發展產生了直接的效應，相關區域的地方政府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就是要在國家法治發展總體方向的基礎上，適應貫徹區域協調發展的現實需求，通過法治化的方式建立健全保障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有效實施的制度、機制與政策系統，為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營造法治環境。在這里，要堅持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適應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遵循客觀經濟規律調整和完善區域政策體系，加快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區域動力系統，增強區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對經濟發展優勢區域的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促進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區域集中。人口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合理的人口數量、結構、素質與分布等，對于維護國家長治久安至關重要。因之，合理的人口區域分布顯然是國家安全的應有之義。在推動經濟發展好的地區承載更多的產業和人口的同時，必須充分考慮國家安全的因素，高度重視邊疆地區的人口發展，使邊疆地區發展有一定的人口和經濟支撐，不斷增強邊疆地區的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此外，要從加快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法治制度體系的戰略要求出發，進一步完善戶籍管理制度，除中央已有明確政策規定之外，全面放寬城市落戶條件，打破阻礙勞動力流動的不合理壁壘，促進人力資源優化配置。養老保險事關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要在省級基金統收統支的基礎上，加快養老保險全國統籌進度，借以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制度統一和區域間互助共濟。推動東北全方位振興，事關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全局，而東北振興的關鍵是人才。要加快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支持和愛護本地和外來企業成長，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使東北成為吸引人才、投資興業的熱土。
結語
中國式現代化有著深厚的國情基礎，體現了鮮明的國情特點，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法治路徑選擇。對于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這一國情狀況，必然帶給中國式現代化前所未有的艱巨性和復雜性。縱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人口問題從來都是影響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型國度，從整體上進入現代化社會，無疑將會深刻影響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人口問題與法律發展密切關聯。在當代中國，法治對人口狀況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必須在法治軌道上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法治發展準則，將人的現代化確立為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準確把握有效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路徑與方向，運用法治方式提高人口整體素質，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努力將巨大的人口規模轉化為最為豐富且最具競爭力的人力資源。不斷增強全體人民的法治意識，形成信任法律、尊重法律的法治信仰，是人的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因之，必須堅持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方式，重塑區域法治發展格局，深入推進法治社會建設，著力解決法治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進而扎實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中國式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