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傳媒智庫（以下簡稱“問”）：張教授，在您看來，數億人不辭辛勞不遠千里穿越重重困難渡過重重劫難返鄉又返城，究竟是為了什么？中國人為何如此眷戀家鄉？除了每個人的思鄉之情（即“鄉愁”），還有其他哪些因素參與其中？

　　張文宏（以下簡稱“答”）：年春節期間的春運，都會創造人類歷史上人員“遷徙”規模的新高。據同程旅游與中國交通報聯合發布的《2018年春運大數據報告》預測，2018年春運旅客人數將突破30億人次。其中數億人的目的地是自己的家鄉。如此超大規模的人口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內在城鄉之間流動，在某種程度上折射了中國經濟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化和深刻轉型。在我看來，這種城鄉之間的大流動、大遷徙現象的形成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城市化、工業化和現代化水平逐年提升。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7年底，按照常住人口計算的城鎮化比率達到58.52%，而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只有17.92%，2000年為36.22%。中國城鎮化比率逐年提升的源泉是城市第二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需要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來補充，戶籍制度和勞動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改革與完善，為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農業人口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提升創造了巨大的空間。這些已經實現了異地非農化的城市常住人口是每年春節大遷徙的主力軍；第二，從代際流動和代內流動的視角來看，城市常住人口（非戶籍人口或新市民）在經濟地位、社會地位和社會聲望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身份認同、子女就學就業及社會資本等方面遠遠沒有融入所工作的城市社會，他們當中的多數人也沒有能力將自己的父母、配偶、子女接到所工作的城市來生活、工作、就學、就業，留守兒童、留守妻子、留守父母就是這種狀況的真實寫照。城鄉大遷徙的主要功能是實現家庭團聚；第三，部分在城市工作的所謂“成功者”有回鄉“光宗耀祖”的心理動機。在城市創業成功的企業家，大學畢業以后留城工作的新白領，考入公務員隊伍的“新官員”，甚至在城市打工的外來務工人員，相對于那些仍然在農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發小、鄰居和親友，無疑是事業的成功者和人生的大贏家。但是這種“成功”如果以城市居民作為參照群體，其受到認可乃至推崇的程度則大打折扣。如果回到故鄉，親朋好友的羨慕、嫉妒、恨，在某種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成功價值，也極大地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所以春節前后鄉村豪車云集、家族祭祖煙花爆竹大比拼、鄉村婚禮家族宴會上比富斗金也就司空見慣了。與此相對照，很少見到在城市居無定所、連溫飽都不能解決的外來務工人員加入春節大遷徙的隊伍；第四，城市化在某種程度上對中國傳統文化、民俗、親情造成了致命的破壞，而鄉村則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傳統文化和民俗，作為“邊緣人”的城市新移民只有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通過重溫兒童青年時代的春節民俗如祭祖、拜年、廟會、婚慶等活動，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認同和生存的價值；第五，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斷裂。盡管一部分新移民是以親屬、鄉親的血緣和地緣渠道流動到城市社會的，但是他所熟悉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網絡并沒有隨著地域空間的變動而自動地重建，在社會資本的意義上這些城市新移民本質上外在于以業緣和交往為基礎的城市社會網絡。一年一度的城鄉流動可以暫時緩解他們在城市不能獲得的心靈的慰藉和漂泊的不確定性。

　　說中國人特別眷戀家鄉，也許與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一直與農業社會著稱有關系，現代意義上的城市發展還不到160年，即使現在土生土長的“城里人”，往上追溯三代的話多數人也是“鄉下人”。還有在我們戶籍登記的制度設計上，有一欄“籍貫”，要求填寫你的祖籍，填寫你祖父的出生地，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每個中國人與鄉村的聯系，也是毛澤東曾經指出的中國城市人與農村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天然聯系。

　　除了每個人的鄉愁之外，我覺得許多城市是工作城市、經濟城市而不是宜居城市、社會城市有關。毋庸置疑，超大城市相對于中小城市、城鎮、農村，其工作、生活的壓力特別突出，對于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也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城市發展現狀的不滿。上海提出要建設有溫度的城市，是讓每一個生活在上海的人有家的溫暖、有家的親情。將傳統要素與現代要素相結合，應該成為每一個城市發展的理想目標。

　　問：“鄉愁”暗示了一種內在的矛盾修辭，是一種苦澀并甜蜜（bitter-sweet）的情愫。您有海外求學和工作的經歷，能不能和我們談一談您自己的鄉愁？

　　答：我曾經在香港中文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畢業之后又在香港科技大學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也曾經在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美國倫道夫學院、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等國家短期工作和訪學。在海外學習和工作期間最大的感受，是很難融入當地社會。當時所結交的最好朋友多數是來自大陸的學生和學者。語言、飲食、風俗習慣和社會交往是四個判斷社會融合的文化指標。所以我認為緩解鄉愁的最佳途徑是在文化上融入所生活的當地社會。

　　問：“鄉愁”產生的原因之一是空間隔離，隨著科技進步，高鐵、飛機等交通工具縮短的空間距離，而手機直播更是彌合了時間、空間的間隙，科技的進步會消除人們無處安放的“鄉愁”嗎？

　　答：以現代交通工具和現代通訊技術為核心的科技進步極大地縮短了空間距離，但是科技進步不能從根本上消除人們無法安放的“鄉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們的“鄉愁”。電子郵件、智能手機的發明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交流方式，微信、語音及視頻通話和電子郵件基本上取代了手寫書信，但是手寫書信在文化的意義上對于緩解“鄉愁”還是一種不可替代的方式。

　　問：在2017年底，京滬等一線城市的大城市病非常嚴重，人口多、交通堵、空氣差，當地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并設立了嚴格的人口紅線，絕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只能選擇返鄉。在您看來，這些行動會引發何種影響？

　　答：我認為這產生幾個方面的影響：第一，會造成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嚴重不足，特別會給居民生活服務帶來很大的不方便。城市居民都會感覺到，每年春節外來務工人員的離鄉，就給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不方便；第二，會使這部分被驅逐的外來務工人員成為失業者，威脅城市甚至農村的治安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穩定；第三，對法律意識和契約精神有一定的破壞作用。部分外來務工人員與房東或打工的企業簽有住房租賃合同（盡管部分租賃房屬于違章建筑）和務工合同，而通過行政命令驅逐部分外來務工人員，實質上并沒有法律依據，外來務工人員因被迫離城返鄉又必須終止住房租賃合同和務工合同，對于剛剛培育起來的居民的法律意識和契約精神有負面的影響；第四，會助長社會的歧視和偏見，不利于新老居民的社會融合與和諧互動。在這場驅逐運動中，帶有明顯的歧視和偏見，如果任憑這種歧視和偏見在整個社會中蔓延，不可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這部分被驅逐的外來務工人員連同其親友的人口規模相當可觀，如果他們沒有幸福感、獲得感的提升，甚至有一種相對剝奪和絕對剝奪感，建設小康社會只能是紙上談兵。

　　我個人覺得解決特大城市的城市病問題特別是人口調控必需以法律為底線，有違公平的憲法精神。也許采取市場手段和社會手段比純粹的行政手段效果更好。

　　問：在您看來，國家與社會在制度上如何保護這些人（外來務工人員）在大城市最基本的生存權益？

　　答：首先應該從法律上保護外來務工人員的合法權益。對于那些有合法穩定的職業、相對固定的居所、遵法守法的外來務工人員，其就業和維持基本生活的權益應該得到保障。最近幾年，部分大中城市放開了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子女的入籍條件，一些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推出了積分入戶的時間表，相信戶籍制度的深化和完善將逐步解決大城市的新二元結構問題；其次，社會應該倡導、鼓勵寬容意識和平等意識，為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市發展創造更多的空間；再次，允許外來務工人員成立自己的社會組織，以維護和保障他們在城市工作、生活和發展的基本權益。

　　問：您曾經對農村社會關系進行過調研，近些年來的大規模的農民工進城打工，是否也對鄉村社會關系造成了影響？

　　答：近年來大規模的農民工進城打工，對鄉村社會關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傳統上以血緣和親緣為核心的鄉村差序格局正在逐步轉向血緣、地緣和業緣相結合的工具性差距格局，其中利益、經濟交換正在與血緣和地緣一起成為決定關系親疏遠近的混合因素；在處理鄉村社會關系的過程中，是傳統標準與現代標準的有機結合，這正是流動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鄉村精英不斷實踐的結果；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中國農村社會網絡的規模不斷擴大、趨同性在減弱、異質性在增強、社會網絡的緊密程度也在降低。

　　問：近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進一步支持返鄉下鄉創業的措施，激活農村資源要素促進鄉村振興，近些年也有一些“新市民”選擇返回家鄉就業甚至創業，逆城市化、鄉村復興也成為熱門話題。在您看來，鄉村振興或者說鄉村復興的關鍵點在哪里？這股由政府主導的返鄉創業中是否有些問題需要我們警惕？

　　答：新時代鄉村振興或鄉村復興的關鍵點有三：一是鄉村振興的專業人才保證。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如鄉村企業家、農業職業經理人、鄉村工匠、文化能人等，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和鄉土賢達。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引進外來人才，用更加優惠的政策留住現有人才，探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專業人員及城市地區政府機關工作人員到鄉村和鄉鎮企業掛職、兼職和離崗創業的制度創新，掀起新時代“上山下鄉”的新熱潮；二是鄉村振興的資金來源保障。由政府主導的鄉村振興戰略，其實施必需確保專項建設資金的落實。各級政府的財政投入應該成為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同時，鼓勵和支持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控股企業履行其社會責任，投資于鄉村振興的重點項目。此外，以優惠政策吸引民間資本和村民個人投資于鄉村振興項目，讓村民成為鄉村振興戰略的積極參與者和利益相關者；三是抓住農民收入增加這條主線，切實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過去40年之所以出現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城，一個主要的動因是城鄉差距過大、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過大，在城市打工可以獲得幾倍于農村的收入。如果沒有切實提高農民的收入的具體舉措，不能實現讓農民富起來的目標，也不可能將目前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拉回來”。建設新農村、實現鄉村振興戰略最終還要靠農村的內生力量---新時代的新農民。

　　在由政府主導的農民工返鄉創業過程中，尤其要警惕將城市淘汰或行將淘汰的落后產能、設備和項目轉移到農村，以犧牲農民利益、破壞和污染農村環境來換取所謂的經濟發展，鄉村振興戰略的底線應該是綠色、生態、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發展，再也不能走先發展經濟后治理環境的老路；鄉村振興絕不允許以剝奪農民、犧牲農村為代價，避免形成與目前城市發展相類似的鄉村新二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