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是黨的十八大后提出的重大國家戰略，覆蓋沿江11個省市。這一橫跨我國東中西三大板塊的經濟帶，占有全國“半壁江山”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生態地位突出，發展潛力巨大。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優化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機制”。長江經濟帶各省市要堅持全國“一盤棋”，加強組織領導，調動各方力量，強化體制機制，激發內生動力，加強政策協同和工作協同，努力成為引領高質量發展的主力軍，更好支撐和服務中國式現代化。
1.依托空間載體優化協調發展機制
應立足長江經濟帶的空間特征，依托城市群、都市圈、省際交界地區等空間載體，聚焦一體化、同城化等體制機制創新，暢通區域經濟循環。
深化城市群一體化協調發展機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城市群作為城市發展到成熟階段的高級空間組織形式，已成為我國新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是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平臺。長三角、長江中游、成渝作為長江經濟帶三大城市群，不僅規模大小、層級結構和空間形態差異顯著，而且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和成熟度。應立足差異化特征統籌推進一體化協調機制建設，長三角地區突出“一體化示范”，加快從項目協同走向區域一體化制度創新，因地制宜打造可復制可推廣的顯性成果；長江中游城市群聚焦“協調聯動”，推動要素高效配置，集中在跨省域、跨市域、多部門事項上攻堅突破，形成分工合理、協調聯動的格局；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著力唱好“雙城記”，發揮以重慶、成都為雙核引擎帶動作用，深入推進經濟區與行政區適度分離改革，合力打造區域協作高水平樣板。
建立都市圈同城化發展體制機制。高度一體化的城市群需要以高度同城化的都市圈為支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推動形成超大特大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體系，建立都市圈同城化發展體制機制”。長江經濟帶應加快現代化都市圈建設，因地制宜確立都市圈的功能定位和發展目標，圍繞建設便捷高效的通勤圈、梯次配套的產業圈、便利共享的生活圈等重點任務，建立健全協商合作、規劃協調、政策協同、社會參與等促進同城發展的體制機制，推動都市圈從物理空間聚合向發展質量躍升轉變。
探索推動省際交界地區合作發展的體制機制。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要求“加快形成統籌有力、競爭有序、綠色協調、共享共贏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提出“加強省際交界地區合作”。省際交界地區的行政壁壘在一定范圍內仍然存在，要素流動有待暢通。隨著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的深入推進，省際交界地區逐步轉型為探索區域協調發展的“功能區”，從下游的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的制度創新與示范引領，到中游的洞庭湖生態經濟區和湘贛邊區域合作示范區的特色化合作，再到上游的萬（州）達（州）開（州）地區統籌發展，有效推動了省際交界地區從“空間接壤”走向“要素融合”。面向未來，長江經濟帶應推動省際交界地區合作示范“由點及面”拓展，聚焦生態保護、產業協作、城鄉融合等領域，分類探索特色化的協作模式。同時，以完善省際會商機制為基礎，建立統一規劃、統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合作機制，通過制度集成創新推動區域合作機制向縱深發展。
2.激發重點領域合作動能
以流域為紐帶，推動上中下游協同融通發展，以體制機制創新激發生態環境治理、產業創新等重點領域合作動能，有利于形成“1+1>2”的協同效應，凝聚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整體合力。
完善上下游貫通一體的生態環境治理機制。習近平總書記在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指出，“從長遠來看，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根本上依賴于長江流域高質量的生態環境”。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推動重要流域構建上下游貫通一體的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為此，應共建長江流域生態共同體，立足流域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和系統性，貫徹實施長江保護法，推動長江全流域按單元精細化分區管控，聯合開展重大生態修復工程，筑牢長江經濟帶永續發展的生態根基；推動長江流域綠色轉型，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引導上下游共同開展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變革；加快完善落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的體制機制，創新多元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把生態財富轉化為經濟財富。
推動產業創新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要充分發揮科研和人才優勢，加快培育新質生產力，以產業創新協同聯動塑造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一是強化原始創新策源能力，突出上海張江、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在前沿科技突破中的核心作用，加快建設上海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和成渝、武漢具有全國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打造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推動武漢東湖、長株潭、成都等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聚焦創新策源、產研轉化、人才聚集等環節深化制度創新，形成“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業創新”的梯度輻射格局。二是完善創新載體協同網絡，依托長三角G60、成渝等科創走廊，統籌布局重大科技項目和新型研發機構，實施聯合攻關計劃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同步推進人才柔性流動、科研設施共享等機制創新，構建要素自由流通的創新共同體。三是聯合培育新興產業創新鏈條，鼓勵沿江省市跨區域組建電子信息、新能源、生物醫藥、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等重點領域產業聯盟，形成基礎研究、技術開發、成果轉化、產業應用和支撐的全過程創新鏈。四是有序推動產業跨區域轉移和生產要素合理配置，堅持市場機制主導和產業政策引導相結合，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轉移，實現成本共擔、利益共享。
推進高標準市場互聯互通。長江經濟帶兼具東西雙向開放與陸海統籌的區位優勢，以及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應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和聯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中發揮戰略支撐作用，其關鍵在于統籌推動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機制“軟聯通”。重點加強沿江省市交通網絡的相互聯通和“公水鐵”等運輸方式的相互銜接，建成“通道+樞紐+網絡”的現代物流運行體系；著力加強對外通道建設，推進長江通關便利化，構建高水平對外開放運輸體系；統籌布局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東中西部算力協同發展。加快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通過提升政策統一性、規則一致性和執行協同性，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深化外貿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促進沿江省市自貿試驗區聯動發展，深化“一帶一路”建設與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對接。
合力保護傳承弘揚長江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長江文化保護好、傳承好、弘揚好，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落實這一重要任務，要深入發掘長江文化的時代價值，從三個維度構建一體化推進格局。一是推進長江國家文化公園建設，加強長江文物保護管理，推動長江文物活化利用，提高長江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水平，健全保護協調機制，完善督察制度和法治保障體系。二是統籌兼顧長江流域上中下游特點和文化多樣性，推動長江文化融入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推進長江文化、山水文化與城鄉建設的有機融合，共同塑造展示長江文化、革命精神和山水人城和諧相融的城鄉風貌；推動長江文旅深度融合發展，共同開發長江文化旅游精品線路和城市休閑旅游帶。三是建立文藝創作協同機制，共同搭建長江文化的國際交流平臺并開展活動，使長江文化成為展示中華文明的亮麗名片。
3.創新跨區域合作方式與路徑
長期以來，區際利益協調、跨省合作、流域管理等是長江經濟帶協調發展的難點問題。應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聚焦區域協調過程中的生態補償機制、區域互助機制等重點環節，不斷破除制約協同發展的行政壁壘和體制機制障礙，創新跨區域合作方式與路徑，打造更加有效的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體系。
構建市場化的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完善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激發全流域參與生態保護的積極性”。長江經濟帶日益成為我國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主戰場，應堅持“保護責任共擔、流域環境共治、生態效益共享”，在鞏固現有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建設成果基礎上，逐步建立覆蓋全流域的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通過跨區域協同研究建立動態化、差異化的補償標準體系，科學量化生態產品價值；拓寬補償渠道，綜合運用資金補償、對口協作、產業轉移、人才培訓、園區共建等方式構建橫向補償機制；探索有效補償路徑，建立健全碳排放權、排污權、用水權、碳匯權益等交易機制，完善交易市場和交易規則，實現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
健全區域互助機制。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我國建立健全區域合作機制、區域互助機制等，通過制度優勢有效幫扶特殊類型地區發展。長江經濟帶前期通過東西部協作等實踐，形成了多元化協作機制。深化完善區域協作機制需堅持“輸血”與“造血”并重，健全長效普惠性的扶持機制和精準有效的差別化支持機制。推進革命老區重點城市與發達地區部分城市建立對口合作關系機制；支持資源枯竭、產業衰退、生態嚴重退化等困難地區發展綠色經濟，推動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和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完善流域管理協調機制。作為我國首部流域法律，長江保護法堅持系統觀念，加強規劃、政策和重大事項的統籌協調，提出國家建立長江流域協調機制，統一指導、統籌協調長江保護工作。沿江省市應通過系統性制度設計，建立健全監測信息共享、突發生態環境事件應急聯動、開發區綠色發展評估、專家咨詢委員會等機制；深化地方管理協調，重點在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制定、規劃編制、監督執法等方面建立協作機制，逐步形成全流域水岸協調、陸海統籌、社會共治的綜合協調管理體系。
（作者分別系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智庫聯盟秘書長、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湖北省社會科學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