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來，全球范圍內先后發生了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征（SARS）事件（2003年）、H1N1流感事件（2009年）、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CoV）事件（2012年）、西非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事件（2014年）、寨卡病毒綜合征（Zika virus）事件（2015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事件（2019年）等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上述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恰是學者所言的“風險強度”空前加劇與“風險環境”空前擴張的現代風險社會的一種表征，其使得嵌套于社會中的民眾的個人心理普遍處于應激的憂慮和恐懼狀態，而個體應激的憂慮和恐懼狀態匯集而成的整體意義上的民眾社會心態也會不斷發生著變化。

切合于Web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普及，微博、微信、論壇及互動式短視頻等社交網絡平臺在公眾討論社會問題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社交網絡平臺作為傳統社會空間之外的新的輿論空間，其中的信息互動與傳播已經能夠反映出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我們能看到，日益多元復雜的公眾情緒已然借助于網絡新媒體的力量傳播和放大，其對大眾社會心態的塑形力量進一步增強。

公共事件應急反應滯后會對傳統社會矛盾場域的環境不平等（即負面環境后果在異質化特征的人群中的不平等分配）、健康不平等（即健康指標在按照社會經濟地位、城鄉區域等各種社會因素劃分的異質性人群之間的差異）等問題起催化作用，并不斷引發公眾熱議，焦慮、憤怒等情緒，賦予了群體心理及集體行為極化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新媒體時代，民眾的心態“感染”涉及的人群更廣、傳播速度也更快，有社會學者將此稱為“流行病心理”。而且很明顯，不適宜的“流行病心理”必將成為影響社會整合、團結與穩定的隱患。

學界的一項研究認為，研究公眾在社會空間與網絡空間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夠把握公眾所思所想，所以在線數據相應地成為研究群體社會心態的重要資源。在此情境下，隨著由人工智能學科快速發展帶來的數據挖掘與處理技術的突破，尤其是上述大數據技術在社會科學領域的興起，結合對于國家在經歷了國民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結構的加速分化之后，經濟社會發展中深層次和結構性的問題、矛盾與風險并發可能會進一步觸發中國本土社會風險及其衍生的社會性問題的實然，我們認為，由此而來的對于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下公眾風險感知、行為規律及公眾情緒在社會空間與網絡空間的特征分析及由此引導而出的社會治理等相關研究議題就理應成為學術界與政策實務界的重要關切點。

梁啟超曾經說過“輿論者，天地間最大之勢力也，未有能御者也。”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提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和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因此，我們立足于對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情景下人們網絡社會心態的衍變及由其引申而出的社會治理這一重要公共議題的探討就有著切實的意義了。

立足這次作為一項重大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的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在物理空間層面的傳播情景，大眾對其風險感知定當存在差異，從而帶來大眾社會心態及其在網絡空間呈現的變化，并可能衍生出大眾社會行為的一些演變與帶來或積極或消極的社會后果。

因此，本研究作為一項探索性研究，即是要立足于系統的文獻梳理與嚴密的理論詮釋，嘗試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社會心態在網絡場域的情緒呈現與引導層面，引入系統的理論分析視角，并初步建構出一個整合性分析框架，以為后續相關的探索性實證研究提供一個可操作化的應然指向。以此，我們才可能在國家治理層面，在風險社會的實然情景之下，在對于現代社會結構性特質方面的人類處境進行勾勒的基礎上，促進更多的學者開展具有學術層面與政策層面積極意義的針對于民眾社會心態及其在網絡場域的呈現與引導相關的系統性研究。

一、風險社會理論向度下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一）風險社會的理論向度

1986年在蘇聯發生的“切爾諾貝利事件”，其產生的社會后果之一就是在社會發展的場域，給現代社會生活的普遍特征加注了一個名曰“風險”的顯著標示。以此為轉折節點，風險與和諧、危機與平衡的縱橫交錯中不斷朝向和諧狀態的過程成為了現代社會發展的常規態勢。

理論向度上，現代社會本質上就是一種風險社會，風險成為了現代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風險社會：邁向一種新的現代性》（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這一由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出版的專著，其首次提出并分析了“風險社會（Risk Society）”這個概念，而自此以后，“風險社會”也成為了人類觀察和分析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概念。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有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險前景已經被各樣的全球性災難所勾勒出來（吉登斯，2000）。

而關于現代社會的人類處境，波蘭裔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則頗具概括性地從現代社會的某些結構性特質方面做出了系統論斷，他指出，從歐洲的法國、德國、意大利與英國的理論家分別提到的“不穩定性”“不可靠性”和“風險社會”“不確切性”“不安全性”……上述的經典概念在異質性的人類困境等方面對多個維度的和多層意義的不可靠性(Insecur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以及不安全性(Unsafety)的聯合體驗現象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捕捉和詮釋（鮑曼，2002：250）。

我們可以看到，理論社會學家們已然非常敏銳地在現代社會的某些結構性特質方面，刻畫出了作為“人類”的我們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曾經經歷過的、正在經歷的、以及未來將要經歷的時代性境況和存在性體驗等。

當代社會正在邁向有著空前加劇的“風險強度”與空前擴張的“風險環境”特征的全球風險社會。風險社會中的風險具有全球視域內的“四性”，即不可感知（性）、不可計算（性）、不可控制（性）與不可逆（性）。

也就是說，現代風險的時間影響是持續的，可以影響到后代，空間影響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與社會文化兩種邊界的限制。其不確定性和危害性已經有著無法確定與不可預見的特征，遠遠超出了傳統風險。而另一方面，現代風險可能具有的突發與快速傳播性，會導致風險后果在時間、地點和人群上也難以預測和控制。從此次在全球傳播的COVID-19疫情及其帶來的社會后果看來，全球風險的一個主要效應就正是創造了一個中國學者與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一場學術對話中所言及的“共同世界”(Common World) ——一個因為是無“外部”、無“出口”、無“他者”特征的世界，所以，只能是由身處其中的人們共同分享的世界。

（二）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社會學反思

如同當下仍在全球肆掠的COVID-19疫情一樣的系列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不斷造成了對社會公眾健康的嚴重損害，但學者們指出人們在考慮這些事件的衛生事件特征外，應該關注其作為“突發”與“公共”（事件）的特征，并因此在更為深層的社會基礎之上形成反思——關注現代化的發展所帶來的風險控制議題。

在中國情景之下，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會使缺乏制度嵌入的群體茫然失措形成社會風險，并可能加劇風險社會的“風險強度”。

風險，尤其是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激發后的社會風險的傳播或言擴散是一個過程，起初在一些地方先期出現風險，處于“風險場”的人們（被風險侵害的或離風險近的人們）在輿論空間傳播風險，尤其是在信息化時代，輿論空間與網絡空間的歸一就加劇了諸多散點式存在的所謂“流言”的傳播——從積極的維度來看，正是這些“流言”對“風險場”之外的人們產生“提醒”的功能，并因此成為了大多數人們了解風險的通道；而從消極的維度來看，當產生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人們，尤其是上述那些最初處于“風險場”最遠端的人們，在通過“流言”知道風險時，他們根據其既往經驗，難以找到應急的對策，因而不知所措，并且，一群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不知如何應對的人們在心理與物理的空間內匯聚起來，就會形成一種社會安全風險。

因此，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情景下，在流行病學的關注之外，還需要關注到其在社會層面的事件傳播、群體性焦慮、（可能的）公共危機，并由上述特點衍生而來的社會失序等，而在學理層面而言，學者們認為突發性公共事件具備的突發性和公共性特征，特別是后一種（公共性）特征，使得對其產生控制作用的的主體和責任都應該是國家。

所以，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中，突發性的（公共衛生）事件所帶來的社會風險必須要予以科學，尤其是社會科學層面的研究，并進而需要國家在整個社會層面上進行有效控制。在中國語境下，結合這次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事件，我們從中國社會體系來看，可以發現，各地（尤其是這些地方的城市地區）的人口規模、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巨大，在應急管理能力和衛生資源方面，也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雖然在2003年SARS爆發期間，國務院就提出在社會管理領域要建立應急預案機制，并在2003年10月，經由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提高公共衛生服務水平和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能力，加快突發公共事件應急機制建設，形成以‘一案三制’為代表的第二代應急管理系統。”

但是當上述COVID-19疫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我們可以看到，中國部分城市的應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依舊得以顯露，并加劇了屬地的社會風險。

實際上，這次COVID-19疫情的防控，國內在較長一段時間更多是從臨床醫學學科，公共衛生學科，以及其他一些自然科學學科研究方面進行了持續的關注與研究，從社會科學（如社會學、人口學、經濟學、人類學等）角度進行的研究數量相對較少。實際上，社會學視角下，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T.H. Marshall）基于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的分層理論進一步發展而出的基于社會地位、經濟收入與政治權力的分層系統而成的“地位群體”概念就是一種很好的概念分析工具。

其實從這次疫情于特定空間結構（城鄉與區域人口流動的特殊空間體系）的風險差異，以及地域的疫情風險在醫學層面之外更多受到不同地域社會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影響的實然來看，其正是“地位群體”概念在中國大地的現實演繹。恰是因為社會科學層面在早期介入的缺位，這次疫情帶來了從社會物理空間到互聯網網絡空間呈現出的系列社會風險問題。

因此，在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情景下，除了關注旨在促進政府應急管理工作的開展，提升城市抗擊突發事件能力的城市疫情風險評估外，還必須對之形成理論上的社會反思，在適宜的分析框架內關照于由此衍生而出的各類社會風險，及其社會后果的全方位立體刻畫與評估等，并以此推動相應的社會政策的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