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美經貿領域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波及市場信心，引發資本跨境內流動，也可能會使得短期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劇。對于經貿關系背后隱藏的匯率風險，我們應保持戰略定力，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金融體制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5月19日，中美雙方在華盛頓就雙邊經貿磋商發表的聯合聲明，這是雙邊經貿關系達成的重要成果。毫無疑問，這次雙方經貿磋商是積極、務實、富有建設性和成果的，在發展積極健康的中美經貿關系方面達成許多共識。中美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雙邊經貿規模巨大，有分歧甚至有糾紛并不奇怪，關鍵是要把雙方共同磋商作為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中美經貿關系中還存在較多不確定性，其中匯率問題是一個重要方面。歷史經驗表明，貿易和貨幣密不可分，對于在經貿關系中的匯率問題，我們應當始終高度關注。

　　（一）

　　2017年初很多市場人士都預測，美元會隨著美國經濟好轉和特朗普促增長政策的實施而攀升，但是去年美元卻持續走低。在美國經濟增長率、就業率、通脹率等宏觀經濟數據好于預期，特朗普減稅政策也得以實施的情況下，美元卻長期逆勢走弱，自然會引發市場對美元走勢和特朗普應對政策的諸多猜測。實際上，關于是強美元還是弱美元，特朗普政府其實是有所搖擺的，比如在他競選剛開始階段就多次對美聯儲的寬松貨幣政策進行猛烈抨擊，認為“利率保持在零水平，是因為耶倫顯然帶有政治傾向，她在做奧巴馬希望她做的事情”。這說明特朗普最初并不傾向于弱美元。但到了競選后期，特朗普在美元的態度上逐漸發生了重大轉變，2017年年初特朗普還未就任就猛烈抨擊中國、日本和德國等國操縱匯率；還認為強勢美元“正在要我們的命”，“其他國家借助資金供給與貨幣貶值處于有利地位。中國和日本多年在市場上不斷誘導貨幣貶值，美國吃了虧”。目前來看，特朗普似乎傾向于弱美元，很大程度是因為弱美元有利于實施他“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特朗普在美元匯率上的態度之所以不如貿易保護主義那么堅定，是因為貨幣問題更加復雜。匯率是影響國際貿易的關鍵因素，弱美元既可以提高美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擴大出口、解決美國巨大的貿易赤字問題，又可以為國內創造更多的制造業就業崗位，滿足大眾階層的利益訴求，贏得國內選民支持；短期來看，似乎更有利于特朗普貿易政策的實施。但是美元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特朗普政府也必然深知強勢貨幣對維護美元霸權的重要作用。因此，即使特朗普政府為了配合其貿易政策傾向于弱美元，但是從長遠來看必然要維護其強勢美元，鞏固美元霸權地位，這才更符合美國優先的原則。這其實也是特朗普政府面臨的一個難題：弱美元有利于美國出口和彌補貿易赤字，但是對維護市場信心不利；強美元有利于美元霸權但卻對美國出口不利。如何看待和把握美元的強弱走勢，將是特朗普政府關注的重點。當然，特朗普政府干預匯率的空間不是很大，市場力量才是影響匯率波動的關鍵，也就是說美國經濟的復蘇程度以及市場投資者對美元的信心才是影響美元走勢的重要因素。同時，鑒于美聯儲有相對的獨立性，美國政府很難直接實質性干預匯率市場。即使特朗普政府還可以通過財政部參與市場來施加影響，在如此大規模的外匯市場中進行干預其難度可想而知。但是特朗普還是有“貨幣牌”可以出的，比如在美元過于強勢時可以發表看空言論適當抑制，促進本國出口，增加就業崗位；一旦美元過于弱勢，再通過輿論手段提高市場投資者的信心。

　　（二）

　　匯率波動是雙向的，美元的貶值和人民幣的升值是相對應的。2017年1月初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9498，到2017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5342。2018年3月27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調升31個基點，報6.2785，連續3日調升，刷新2015年8月11日匯改以來新高。2018年3月30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2816，官方收盤價報6.2728，升幅創2017年10月11日以來新高。今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總體呈現穩步上漲態勢，截至4月24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幅度達3.23%。在中美經貿關系出現波動后，許多外媒開始擔憂中國是否會選擇人民幣貶值作為應對手段。比如美國外交學會國際經濟高級研究員布拉德·塞策認為，“如果中國想增加火力，更有可能采取的措施是讓人民幣對美元貶值，這會給特朗普政府振興美國制造業的目標造成直接打擊”。雖然本幣貶值可以促進本國企業出口，但這種以鄰為壑的貨幣政策長期來看對各國都不利；中國作為多邊主義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堅定地支持多邊主義，堅持對外開放，不會通過人民幣貶值來應對當前的貿易爭端。4月11日央行行長易綱在博鰲亞洲論壇“貨幣政策的正常化”分論壇也表示，“我國貨幣政策重點是關注國內的宏觀經濟形勢，服務于實體經濟；我國的匯率機制由供需決定，是一個市場決定的機制，它運行良好，未來也會繼續良好地運行下去。中國不會以人民幣貶值來應對貿易爭端”。實際上，近年來我國已經進行了一系列的匯率機制改革，隨著我國匯率制度的不斷完善及相關金融體系改革的不斷推進，市場機制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弱化外部市場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另一方面在應對美國貨幣政策發生外溢性時，可以擴大我國貨幣政策的緩沖空間。總體來看，當前中美經貿領域的不確定性可能會波及市場信心，引發資本跨境內流動，也可能會使得短期人民幣匯率波動加劇。但長期來看，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不斷完善、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以及國內金融體制的進一步深化改革，特別是人民幣在國際市場接受程度逐漸加強，人民幣匯率水平會保持在相對穩定區間內。

　　對于經貿關系背后隱藏的匯率風險，我們應保持戰略定力，要繼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實現產業升級，全面提高我國綜合國力。以“一帶一路”和自貿區建設為重點，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繼續深化金融體制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健全金融監管體系，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召開要早于1947—1948年設立的關稅總協定的會議，這不僅僅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在二戰后國際秩序的締造者們看來，貨幣問題應該先于貿易問題得到解決。如果貿易的競爭環境因為不可預見的匯率波動而完全改變，那么各國就不會愿意承諾削減關稅。雖然今天的情形和戰后全球經濟重建的情況相比差別很大，但仍需要世界主要大國擔負起大國重任，摒棄零和博弈的思維，以合作共贏的理念和切實可行的合作方案，戰勝“以鄰為壑”的單邊主義，推動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