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是近 20 年來中國語言學界流行的術語，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政府部門更多使用“語言文字工作”或“語文建設”，不用或偶爾使用“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語言政策通常是指政府制定并實行的大規模的、國家層面的方針、措施、規劃、改革，旨在改變全社會的說話方式或識字方式。語言規劃跟語言政策的名稱不同，但內涵多有重合，而且語言規劃的內涵比語言政策更寬，語言規劃除了包括國家層面，還包括非國家層面 ；除了包括政府層面，還包括非政府層面。

本文旨在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研究中國大陸語言政策的中文文獻，不涉及境外的外文或中文文獻，也不包括中國學者對中國港澳臺地區及境外國家的語言政策研究文獻。

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語言政策大致分為 4 個時期 ：第一時期是形成期（1949-1986 年），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實行文字改革和語言規范政策 ；第二是發展期（1986-2000 年），改革開放時期，國家實行語言文字規范化、標準化、信息化（以下簡稱“三化”）政策，明確提出了“三化”的任務 ；第三是成熟期（2000-2006 年），21 世紀初，實行語言立法政策，中國有史以來首次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以下簡稱《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國家的語言治理，開始從人治走向法治 ；第四是拓展期（2006 年至今），國家實行構建和諧語言生活、語言保護、語言服務和提升國家語言能力政策。這些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結束了此前長期實行的“主體多樣”語言政策分流分管的狀態，開創了“主體多樣”語言政策合流統管的新時代。

中國語言政策的階段性大致清晰，但各項具體語言政策跟語言政策的歷史分期并不完全對應，某些語言政策還具有跨階段的特征，比如推廣普通話政策、語言規范化政策等。如果按照歷史階段來闡述，這些跨階段的語言政策會顯得瑣碎不完整，不易看出其發展脈絡和特色。

為了行文方便，展現各項語言政策的產生及發展脈絡，本文擬從以下 7 大主題切入 ：文字改革、語言規范化標準化信息化、語言立法、語言保護、語言服務和語言能力、語言戰略以及語言政策流變。

一

文字改革

漢語“方塊字”2000 多年來一直處于一種超穩定狀態，官方沒有推出過漢字改革的措施，民間也沒有興起過漢字改革的運動。但是，近代以來，民間的切音字運動、注音字母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和拉丁化新文字運動風起云涌、相繼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政府實行文字改革政策，著手整理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在全國開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語言文字改革運動。

我國文字改革政策研究的文獻比較豐富，其中比較重要、具有較強代表性的有 ：周恩來的《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這是中國文字改革政策的綱領性文件 ；胡喬木、吳玉章等既是國家語言文字工作的決策者、領導者，又是國家文字改革政策的執行者、研究者，他們的論著頗具權威性、政策性；王均、蘇培成等梳理了我國文字改革政策的制定、工作機構和實踐，頗具系統性和描述性，王均只聚焦當代，蘇培成還上推到近代 ；費錦昌等搜集整理了近百年來文字改革的重要事件，頗具史料性、生活性 ；傅懋勣、戴慶廈和賈捷華、孫宏開、周慶生、陳宗振等總結了少數民族文字創制、改革和選擇的原則、經驗及教訓，清格爾泰則反思了少數民族的文字創制和改革政策。

早期的中國文字改革沿著毛澤東指引的“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前行，不斷摸索，不斷改進，幾上幾下，終于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取得了較大成功。

拼音化方向問題是文字改革中的一個重大問題，涉及文字改革的政策、理論和實踐，曾引起過激烈的學術爭議。黨中央采取了“擱置爭議” 的穩妥態度，及時做出政策調整，將漢語拼音方案定性為輔助漢語學習的工具，而不是取代漢字的漢語拼音文字。譬如，1955 年研制的《漢語拼音文字（拉丁字母式）方案（草案）》，1956 年發表時，該《草案》標題中的“文字”二字被刪掉了，原標題中的“漢語拼音文字”改為現在的“漢語拼音”。《漢語拼音方案（草案）》名稱的這一變化，折射出黨中央對漢字改革的拼音化方向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

文字改革的拼音化方向雖然已經“擱置”不提或者淡化處理，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即整理和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依然是國家語言政策的主流。這三大任務，既是對近代語文改革方略的繼承，也是對此后三十多年國家語文政策的奠基和引領。六十多年來，隨著這三大任務的持續實施，億萬國民的語言生活方式發生了徹底改變。簡化漢字已成為國家的通用文字 ；漢語拼音則是國內拼寫漢語的工具和規范，是拼寫中文人名、地名和文獻的國際標準 ；普通話則成為國家的通用語言。隨著普通話的不斷普及，有史以來，中華大地從未出現過的“語同聲”神話，當代終于可以夢想成真了。

二

語言規范化、標準化、信息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實行文字改革政策，當時還從漢字改革中衍生出漢語規范化的需求。因為漢字要改革，要達到漢字拼音化的目標，首先要實現漢語規范化 ；要實現漢語規范化，首先要實現語音標準化。漢語語音標準化和漢語規范化都是為了“給中國文字改革創造條件”。

羅常培、呂叔湘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詳細論證了現代漢語規范化的起因、問題、原則和方法，是中國語言規范理論、語言規范政策和語言規范實踐研究中的奠基之作，成為此后幾十年間諸多重要語言規范理論思想的源頭。戴昭銘論證了規范化就是對語言變化的評價和抉擇，否定了單純“匡謬正俗”的規范工作模式，提出“動態規范”觀念和“動態規范”模式。彭澤潤指出，柔性原則只適合規范化，不適合標準化 ；語法和語義只能進行規范化，但是語音和文字必須進行標準化。錢乃榮發文質疑“現代漢語規范化”，引發學界的大討論。戴慶廈等論述了 20 世紀下半葉的民族語文政策、工作進程、經驗和教訓。李宇明等報告了全國十大民族地區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規范化信息化調查。

（一）語言規范化工作

社會需要現代漢語具有“統一的”“普及的”“明確的”規范，但是普通話還不普及，方言還存在嚴重分歧，普通話在語音詞匯語法方面的規范標準還不十分明確、精密，書面語使用中的混亂現象還很嚴重。因此要開展語言規范化工作，包括采取一些措施，開展宣傳和科研工作等。

為了維護漢語的純潔和健康，糾正報刊在語言文字使用中的錯誤及混亂現象，新中國成立伊始，1951 年 6 月 6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同時連載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旨在“用這個講話來幫助學習寫文章的人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哪些格式是正確的，哪些格式是不正確的”。

黨報發表專題社論并連載語法修辭講座，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對我國語言規范化工作的意義十分重大。該項舉措雖被后人稱為“匡謬正俗”的語言規范工作模式，但六十多年來該工作模式已成為中國語言規范化工作中的一條主線，此后開展的社會用語規范、社會用字整頓、行業領域用語規范、語文工作督察、城市語言文字工作評估、網絡語言治理等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匡謬正俗”工作的延伸、擴展和深化。

（二）語言文字規范標準

“語言規范”傳統上有兩種含義 ：一是指使語言規范的活動，羅常培、呂叔湘稱其為“語言規范工作”；二是指關于語言的規定，羅常培、呂叔湘稱其為關于語言的“標準”，即語言的語音、詞匯、語法標準。

進入 21 世紀，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又引入一個“軟性”規范的理念，因為“許多語言文字現象具有彈性，不宜在短期內形成共識或不宜做 ‘硬性規定’；語言文字信息處理等領域急需相應的規范，但一時又難以妥帖制定”，故先采用《中國語言生活綠皮書》的形式，發布一些“軟性”規范，以適應語言文字規范制定的復雜情況，滿足社會語言生活的多種需求。提出并實行語言文字“軟性”規范，還為優化語言治理的結構，提供了一個新路徑。

研究制定語言文字規范標準，是推動語言文字規范化的重要舉措。六十多年來，已制定幾百項規范標準。其中，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布的《漢字簡化方案》《漢語拼音方案》《簡化漢字總表》等，在掃除文盲、普及文化教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 世紀 80 年代發布的《現代漢語常用字表》，為基礎教育階段確定識字量提供了科學依據。21 世紀發布的《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規范》，有利于改善當前公共服務領域英文譯寫不規范現象，為國家改革開放事業提供語言文字方面的支持和保障 ；《通用規范漢字表》則集新中國成立以來漢字規范之大成，滿足了信息時代社會各領域的漢字應用需要。

（三）語言文字信息化

語言文字信息化亦稱語言信息處理，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文件中，曾表述為漢語漢字信息處理或中文信息處理。中文信息處理的研究由來已久，但是，將中文信息處理寫入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卻是近 30 多年來也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事。

20 世紀 80 年代初，為了實現“讓古老的漢字進入計算機”的夢想，中央一位領導同志批示 ：“解決漢字進入計算機的問題，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負責”。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等部門組織全國專家集中攻關，在短時間內，先后成功解決了漢字在計算機中的輸入輸出和信息交換編碼問題。這為后來計算機和手機的全面普及、國家信息化進程的啟動與騰飛奠定了重要基礎，為維護我國在漢字信息處理方面的技術主權、文化主權、經濟主權發揮了重要作用。

1986 年，“漢語漢字的信息處理”首次被定為新時期國家語言文字工作的第五大任務。此后該項任務不斷更新發展，成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中的一個“新傳統”。

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過程中，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努力，一系列國家標準、規范和理論模型及應用系統應運而生。這些成果大致可以歸納為 ：1. 基本完成了漢字簡化與規范化工作，漢語拼音方案被國際標準化組織接納 ；2. 已經解決了漢字編碼、輸入 / 輸出、編輯、排版等相關技術 ；3. 制定了面向信息處理的漢語分詞規范 ；4. 漢語詞語自動切分、命名實體識別、句法分析、詞義消歧、語義角色標注和篇章分析等自然語言處理的基礎問題得到全面研究和推進 ；5. 機器翻譯、信息檢索、輿情監測、語音識別和語音合成等應用技術在眾多互聯網企業、國家特定領域和機構中得到實際應用。

三

語言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學習讀本》是語言立法方面的一部重要文獻，提供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以下簡稱《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立法過程、議案、說明、內容講解等資料信息。魏丹系統闡述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立法背景、立法經過、指導思想、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主要內容和調整對象、所體現的語言政策以及語言文字立法的意義和特點。王鐵琨、董琨論述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法律條款的“剛柔兼濟”原則。劉紅嬰探討了語言法的范疇和意義，闡述了語言法的原則，界定了語言權的概念，提出了語言權的分類體系。

郭友旭提出，中國憲法和有關法律不使用 “國語”和“官方語言”這兩個概念，旨在淡化這兩個術語的國家象征和官方象征的色彩。李旭練提出，實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應注意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民族語文政策法規匯編》包括法律、法規、規章、文件、革命導師論民族語文、領導講話等內容。

（一）語言立法助力語言治理轉型

世紀之交，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實施“依法治國”方略，這為制定一部語言文字專門法律，提供了契機。2000 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頒行，這是我國第一部語言文字專項法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該法為建立國家語言法律法規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該法助力語言治理轉型，將我國的語言治理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使用推廣，納入了法治軌道，這標志著我國成功邁入了世界為數不多的語言法治國家行列。

（二）語言法的名稱選定

國家正式啟動語言文字法的起草工作始于 1997 年 1 月，當時命名《中華人民共和國語言文字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都是該法規范的對象。但是，鑒于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復雜性和特殊性，2000 年 2 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會議決定，該法主要規范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留待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時另作規定。該法的名稱也相應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關于語言法規范對象的名稱，學界曾圍繞“國語”和“普通話”哪種說法好的問題，展開過熱烈討論。當時主要有兩種意見 ：一是建議用國語，參閱周有光以及張拱貴和王維周等人論文 ；二是建議用普通話，參閱楊應新等人論文。

然而，2000 年頒布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并未給予積極回應，最終還是用“通用語”取代了 “國語”及“普通話”。正如時任國家語委黨組書記林炎志所說，“‘普通話’只是指漢民族語言的普及用語。‘通用語’還賦有國家地位，在國際上也能接軌。同時，采用這一概念，也是符合憲法的”。

（三）語言法解決了三大問題

第一，語言文字地位問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二條規定，普通話、規范漢字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全國范圍內通用，包括民族自治地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地方。

第二，語言權利和義務問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四條規定，“公民有學習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權利”，第十九條及第二章規定了部分行業從業人員在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方面的義務。

第三，社會用語用字管理問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對國家機關、學校、新聞出版、廣播電視、公共服務行業、公共場所設施、招牌、廣告、企業事業組織名稱、在中國境內銷售的商品包裝和說明書以及信息技術產品的用語用字提出了要求 ；對不按規定使用的情況做出了處罰規定 ；另外，還提出了語言文字工作管理體制。

（四）語言法中的“剛柔兼濟”原則

語言規范堅持剛柔兼濟的原則，成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一大特性。剛性又稱強制性或硬性，柔性又稱彈性或軟性。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中，剛柔兼濟原則主要體現在該法的調整對象上。對社會使用語言文字，實行剛性原則，譬如，對涉及國家機關、學校、出版物、廣播電臺、電視臺、影視屏幕、公共設施及招牌、廣告、商品包裝和說明、企業事業組織名稱、公共服務行業和信息技術產品用語用字的（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該法規定多具剛性。對個人使用語言文字，該法規定則具柔性，只作引導，不予干涉。

另外，該法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特許方言、繁體字、異體字可以在一些特殊場合使用，也體現了柔性原則。

（五）小結

“剛柔兼濟”原則為妥善處理社會與個人、普通話與方言、規范漢字與繁體字異體字等語用問題，提供了詳盡可靠的法律依據 ；為此后十幾年流行的語言和諧思想，提供了思路來源，為此后實行的“構建和諧語言生活”政策，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

四

語言保護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受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國際語言學界越來越關注語言瀕危、語言消亡、語言生態、語言人權和語言資源問題。

邱質樸較早使用“語言資源”的術語，論述了語言資源的開發、語言工程和漢語國際推廣等問題。田立新闡述了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的立項背景和依據，分析了該工程對于國家發展、社會進步、文化傳承等方面的重大意義和作用。曹志耘認為，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既包括語言保存，也涵蓋語言保護，包括“通過各種有效的政策、措施、手段，保持語言、方言的活力，使其得以持續生存和發展，尤其是要避免弱勢和瀕危的語言、方言衰亡”⑧。周慶生提出，語言保護是指政府、社會群體和專家對不同語言狀況采取的各種保護措施或治理措施，以應對語言生態受到的破壞。

孫宏開論述了瀕危語言產生的背景、搶救和保存瀕危語言的重要性、語言瀕危的主要特征及對策。戴慶廈提出，要科學理智地面對瀕危語言的復雜性，防止瀕危語言擴大化，要根據中國國情界定語言瀕危的標準，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瀕危語言研究理論發展體系。道布提出，瀕危語言走向消亡，是社會發展的規律。

隨著現代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我國少數民族語言和漢語方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變化，許多語言、方言趨于瀕危或消亡，導致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走向衰微”。這種變化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我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政治協商會議的委員不斷提交議案，建議保護語言資源。另外，國外一些機構和組織通過網站或在線協作平臺，搜集、記錄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語料，由此給國家安全帶來一定隱患。

2007 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重視語言資源的保護及開發利用是基本工作原則之一”。2011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定提出，要“大力推廣和規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⑤。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中央全會的決定中對語言文字事業提出明確要求，首次將普通話推廣和語言文字保護并列，凸顯了二者在我國語言文字事業中的重要地位。

隨后，國家還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和法規，啟動了“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少數民族瀕危語言搶救和保護工程”等重大措施，取得了重要成績。

（一）語言資源科學保護

“語言資源科學保護”旨在利用現代化技術手段，記錄、整理和存儲各民族的語言包括瀕危語言、漢語方言和口頭語言文化。記錄保存下來的語言材料是一種語言資源，具有文化承載價值、文化展示價值、科學研究價值和經濟開發價值。

為貫徹黨的“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的精神，落實《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 年）》（以下簡稱《語言文字規劃綱要》）的任務要求，2015 年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決定啟動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在全國范圍開展以語言資源調查、保存、展示和開發利用等為核心的各項工作。5 年來，該項目已完成 1495 個調查點，占總體規劃的 99.7%。

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是繼 20 世紀 50 年代開展全國漢語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普查以來，我國語言文字領域又一個由政府組織實施的大型國家工程，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語言資源調查和保護工程。

（二）瀕危語言搶救保護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2010 年發布的《國家民委關于做好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見》第 15 條規定“加強少數民族瀕危語言的搶救 - 保護工作”。“少數民族瀕危語言搶救和保護”已列入國家少數民族事業“十二五”規劃，定名為 “少數民族瀕危語言搶救和保護工程”，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管，旨在調查 20 種少數民族瀕危語言，搶救記錄語言資料，匯集出版《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保護叢書》。據統計，2004 年到 2014 年間，教育部、國家語委批準的有關瀕危語言的人文社會科學項目有 40 多項，總金額超過1300 萬元。

（三）語言文化遺產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2011）規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傳統口頭文學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言”。“語言文化遺產”是指一個民族或族群世代相傳的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其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是以人為本，以語言作為主要載體的一種傳統口頭文學表現形式。該類語言文化遺產要經國家或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門批準，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中公布，可以認定其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各種相關的傳承、宣傳、教育、媒體、出版、展示等活動。

（四）少數民族語言權利保護

語言權利既包括主體民族的語言權利，也包括少數民族的語言權利，但通常情況下是就“少數民族語言權利而言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 2010 年發布的《國家民委關于做好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見》第 9 條規定“依法保障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相關領域的應用”，第 15 條規定“加強少數民族瀕危語言的搶救 - 保護工作”。《國家 “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要求“依法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推動文化遺產教育與國民教育緊密結合”。

五

語言服務與語言能力提升

（一）語言服務術語的提出

1986 年時任國家語委主任劉導生在“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的報告中提出，“加強語言文字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做好社會調查和社會咨詢、服務工作”。這里已經部分涉及“語言服務” 這個術語。1997 年，時任國家語委主任許嘉璐在 “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的報告中，比較明確地提出了“語言服務”這個概念 ：“語言文字工作的生命力在于為社會需求服務，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2003 年中國共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政府要從“全能型”向“服務型”轉變。服務型政府需要提供語言服務。

（二）語言服務的五大方式

2012 年《語言文字規劃綱要》明確將“語言服務”列為國家語言文字主要工作任務之一，并大體區分了語言服務的類型和方式。

2016 年《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三五”發展規劃》則進一步提出并完善了語言服務的五大方式 ：一是社會咨詢服務，“面向社會開展全方位的語言文字政策法規、規范標準、基礎知識和社會應用等咨詢服務”；二是“研究制定多語種外語規劃”；三是儲備關鍵語種人才，“創新語言文字服務和語言人才培養機制，推動高等學校完善外語語種結構，培養和儲備關鍵語種復合型外語人才”；四是語言應急和語言援助服務，“建立應急和特定領域專業語言人才的招募儲備機制，為大型國際活動和災害救援等提供語言服務，提升語言應急和援助服務能力”；五是特定行業語言服務，“支持開展面向特定行業人群的語言文字服務”。

（三）手語盲文服務

手語盲文服務手語和盲文是我國三千多萬聽力殘疾人和視力殘疾人使用的特殊語言文字，是國家語言文字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文字規劃綱要》（2012 年）首次提出，要“加快手語盲文規范標準的研制”和 “推廣運用”。《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三五”發展規劃》（2016 年）明確提出“把手語盲文規范化作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內容”“培育和發展手語、盲文社會服務機構”。《國家通用手語常用詞表》和《國家通用盲文方案》作為語言文字規范，由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于 2018 年發布。

（四）語言能力提升

語言能力包括國家語言能力和國民語言能力兩部分。2012 年《國家語言文字規劃綱要》首次提出，提升國民語言能力，旨在提升國民的普通話和規范漢字應用能力 ；同時，“提倡國民發展多語能力。在發揮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主導作用的前提下，根據需要，合理規劃，為提升國民多種語言文字應用能力創造條件”。

國家語言能力是指國家處理海內外重大事務，諸如搶險救災、反恐維穩、海外維和、遠洋護航、聯合軍演、護僑撤僑以及其他國際合作所需要的語言能力。2016 年《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三五” 發展規劃》首次采用“國家語言能力”這個理念，指出我國的“國家語言能力”“還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需求”，仍然是我國當今語言文字事業中的一個薄弱環節。

六

語言戰略

（一）語言戰略的提出

語言戰略的提法大約是 21 世紀以來才開始在中國使用，在 20 世紀的語言政策文件中很難發現語言戰略這一表述，20 世紀末，時任國家語委黨組書記、國家語委副主任林言志提出 ：“語言文字工作應有一面旗幟。這面旗幟的表述要簡潔、明確、富有凝聚力和號召力，便于群眾理解和支持”。“這種表述可以和全國的主要戰略思想、工作重點接軌，和四個現代化接軌，使我們能在黨的工作全局中定一個位置。”林言志提出的“語言工作旗幟”跟后來使用的“語言戰略”的內涵已經非常接近。

2007 年《國家語委關于印發〈國家語委語言文字應用科研工作“十一五”規劃〉的通知》明確提出 ：“語言戰略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國必須及時研究宏觀語言戰略，設計落實語言戰略的行動計劃，提出應對重大語言問題的科學預案。”

在不同歷史時期，國家治國方略不盡相同，語言戰略或語言文字工作的重心也存在差異。近幾十年來，我國語言文字工作服務國家戰略的意識越來越強烈，語言戰略貼近國家戰略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改革開放初期，語言文字工作提出“語文現代化”戰略，自覺用“語文現代化”與國家“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對接。世紀之交，《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頒布實施，語言文字工作自覺將“語言立法”融入國家“依法治國”戰略之中。21 世紀之初，語言文字工作提出“構建和諧語言生活”，自覺用“構建和諧語言生活”戰略服務國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略。

（二）語文現代化戰略

語文現代化提出的背景。1986 年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后，不再使用“文字改革”這個名稱，但語文改革仍在進行，需要改用一個名稱，當時有兩種選擇，就是“語言規劃”和“語言現代化”。考慮到語文改革關系到千百萬群眾的參與，語言規劃這個術語專業性很強，群眾不易了解，不如采用“語文現代化”更有利。周有光提出，“語文現代化，就是中國的語言和文字要跟隨時代的變化而發展”“文字改革、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重要性也就體現在這個地方”。語文現代化的理論體系，由 8 個方面構成 ：1. 人類語言生活的歷史進程 ；2. 中國語文現代化的興起與取得的成就 ；3. 中國的雙語言生活 ；4. 漢字的兩面性 ；5. 比較文字學的研究 ；6. 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與推行 ；7. 中文信息處理的雙軌制 ；8. 現代文化研究。

（三）構建和諧語言生活戰略

語言生活包括各種復雜的語言關系和語言矛盾，如果不及時調整各種語言關系、化解各種語言矛盾，將會影響社會的和諧和穩定。2006 年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委主任趙沁平首次系統提出了“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活是語言文字工作的目標”，闡述了“建構和諧社會，語言文字工作者負有重要的歷史使命。當前，我國的語言生活總體上看是和諧的，但是也有許多問題需要科學看待、妥善處理。比如 ：1. 普通話和方言的關系 ；2. 中國各民族語言之間的關系 ；3. 母語教育和外語學習的關系 ；4. 瀕危語言的保護問題 ；5. 漢語的國際傳播同國內語言文字工作的關系 ；6. 海峽兩岸語言生活的溝通問題 ；7. 世界華人社區的語言交往問題 ；8. 我國在虛擬空間中的語言文字問題等”。

此 后， 國 家 語 委 的《 國 家 語 言 文 字 工 作“十一五”規劃》（2007）《國家語言文字規劃綱要》（2012）和《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三五”發展規劃》（2016），都將“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活”定為語言文字工作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和工作目標。

七

語言政策流變

“主體性和多樣性”是中國語言政策的總原則。“主體性”就是《憲法》中規定的“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多樣性”就是《憲法》中規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圖 1 展現了中國“主體性”語言政策與“多樣性語言政策”的分流與合流狀況。

從圖 1 可以看出，在中國“主體多樣”語言政策的流變中，“主體多樣”的分流與“主體多樣”的合流，分界線比較明顯。2006 年前，主體性語言政策跟多樣性語言政策，各自獨立，分流發展 ；2006 年后，主體性語言政策跟多樣性語言政策，開始合流、統籌發展。

八

結語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字改革政策、語言規范化政策、語言立法政策，更多體現了語言政策的主體性特征 ；21 世紀以來的構建和諧語言生活政策、語言保護政策、語言服務政策、提升國家語言能力政策，則更多體現了語言政策的多樣性特征。2006 年前，主體性語言政策與多樣性語言政策分流，2006 年后，主體性語言政策與多樣性語言政策合流。

實踐表明，不同歷史時期的語言政策目標，往往跟該時期的國家政治目標相一致，往往服務于國家政治目標。語言政策目標服務國家政治目標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未來中國語言政策的研究領域仍很寬廣，研究問題十分復雜，國家和社會對語言文字的需求更加多元。傳統語言政策研究依然可以與時俱進，揚長避短，繼續占據語言政策研究平臺的中心 ；新興語言政策研究，不論是在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均有較大發展空間。

宏觀層面即國家層面，或稱語言戰略層面，該層面的語言政策研究包括語言與脫貧攻堅工程、推廣普通話與鑄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語言與中華文化認同、語言與“一帶一路”建設、語言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語言與民心相通、語言與區域（大灣區、京津冀開發區、長三角開發區等）發展戰略、漢語國際傳播、語言與國家安全等等。

微觀層面是指非國家層面，特指某些領域、行業或家庭等方面的語言政策研究，譬如學校語言教學、語言景觀、家庭語言、語言產業、跨國企業的語言政策、語言人工智能、多語種機器翻譯、語言文化遺產傳承和保護、語言政策史、漢語學術話語走出去等等。

上述宏觀和微觀語言政策研究方興未艾，任務艱巨，意義重大，前途廣闊，均有可能發展成為未來語言政策研究關注的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