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演進的深層邏輯表明，知識體系是文明傳承的核心載體。文字承載的思想是文明實踐活動的概念化與理論化結晶。從古代典籍對中華文明的記錄，到近代西方科學理論對世界格局的塑造，文字化、理論化的知識體系始終是文明影響力的根本標志。所有現存的硬力量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或被取代，但反映一個時代實踐的知識體系會留存下來，并且生生不息。

中國近代以來的巨大轉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創造的諸多奇跡，都表明我們身處一個創造了偉大文明實踐的時代。正因如此，構建與之相匹配的自主知識體系也日漸必要和緊迫，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以各學科標識性概念、原創性理論為主干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可謂正當其時。

思想方法論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近代社會科學起源于西方，并逐漸傳播至世界各地。在此過程中，西方知識體系被視為標準甚至真理，非西方國家構建社會科學時往往被迫接受西方思想與方法，導致思想被殖民的現象在非西方國家盛行。

中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構建基于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自主知識體系，雖然離不開西方的社會科學方法，但首先需明確概念理論與方法論的區別。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多源自自然科學，具有普遍性，但西方的概念和理論是其學者運用社會科學方法觀察和理解西方實踐經驗的產物。由于西方各國歷史發展軌跡、發展階段不同，社會科學家視角各異，因而呈現出不同形態的社會科學。實際上，很難說存在一個統一的西方社會科學。

其次，即使學習西方的方法論，也不能照抄照搬。盡管社會科學方法論深受自然科學影響，但“社會科學”中，先“社會”后“科學”，也就是說，社會科學方法論深受社會因素的影響。即便社會科學具有“統一性”，但“統一性”這一層并不厚實，甚至單薄。一言以蔽之，近代以來，所有可以稱之為社會科學的知識都是實踐先于概念和理論，并且是可檢驗的。這和近代之前的形而上的思想不同，尤其是和宗教神學不同。形而上的思想不可驗證，屬于信仰范疇，但社會科學知識是形而下的，是可以驗證的。

批判性應用西方方法論的三個層面。應用西方方法論必須具有批判精神。這種批判精神至少需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作為工具的方法論。當前，許多學者雖從事經驗性實證研究，但方法論工具存在諸多問題。隨著學術訓練的深入，學者們“工具箱”中的工具日益豐富，從大數據分析到微觀案例研究等。這些強調邏輯和推理的工具方法論具有普遍性，學者也希望通過使用它們掌握普遍真理。然而，在實際研究中，很多人用復雜的“科學方法”論證顯而易見的常識，研究缺乏明確的問題導向與重要性闡述，大量時間和精力浪費在數據和案例的堆砌中。更有甚者，為使用工具而尋找問題。一些“官僚式”的評審制度只關注材料與工具的匹配程度，更易導致研究者們“削足適履”，犧牲材料以適應特定的工具方法論。

第二，作為思維的方法論。如果僅從材料和工具層面尋找問題，那肯定會失敗。找到問題的關鍵在于研究者擁有高層次的思想方法論，即思維方式或思想方式。現代大學有大量被稱之為方法論的教科書，但是應用這些方法論卻很難產生具有原創性的思想，更難轉化成人們所說的軟力量。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大多學過馬克思的“階級論”、涂爾干的“社會分工論”和韋伯的“科層論”。許多人善于使用這些理論來提出和分析問題，但卻忽略了僅僅使用這些工具化的方法論是不能導向原創性概念和理論的，更無從談思想了。在學習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的著作時，學者們最應當關注的問題是：為什么馬克思發現了“階級”及如何發現？為什么涂爾干發現了“社會分工”及如何發現？為什么韋伯發現了“科層”及如何發現？因為“階級”“社會分工”“科層”都是原創性概念和理論。如果人們能夠回答這些問題，那么不但能夠從更深層次理解這些概念和理論的適用性，更可能學會如何從思想層面思考問題，而不僅僅是工具的應用者。

第三，作為思維的文化動力的方法論。對于中國學者而言，即使思維到了思想這個層面也是不夠的。東西方的差異不在具體的工具或思想方法層面，而在于更深層次的文明和文化因素層面。由于思維底層的邏輯不同，東西方表現出本質性的差異。西方社會科學思維中的兩分法表現在幾乎所有社會科學領域。在西方的思維廣譜中，很多概念之間都構成對立面。這不僅影響到西方學者對自身所處社會的看法，更影響到對非西方社會的看法。

中國的文明底蘊中就沒有這樣極端的兩分法。盡管中國文明有“陰”“陽”之分，但二者并非絕對分離，而是相互嵌入，即“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再如，中國也有“文明”與“野蠻”之分，但兩者是可變的。任何人通過教育都可以從“野蠻”轉向“文明”。孔子也因此提倡“有教無類”。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路徑。意識到西方社會科學建構中的這三層方法論，我們就不難看出，在思維文化動力層面，西方國家具有同一性；但由于實踐方面的差異，每個西方國家都有其自身的理論，并不存在一個抽象的、“普世”的西方理論。對中國學者來說，如果不加分析套用西方理論，不僅解釋不了中國的實踐經驗，更會導致必然的失敗。

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固然可以批判性應用，但中國社會科學只能基于中國實踐之上，其主題就是中國問題、中國命題和中國方案。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確立實踐者的思想在社會科學中的主體和中心地位。這里的實踐者尤其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先行者和領導者。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經驗表明，實踐者居于一線，他們首先遇到問題，發現問題，也首先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即使他們在實踐過程中受到過傳統或者西方思想的影響，也會在實踐中加以修正。毛澤東指出，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但實踐者提供的是思想和洞見，只有經過學理化、系統化和實證化的轉化，才能成為社會科學理論。

其次，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在不同的時空中產生和發展。因此，在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時候，必須進行縱向的歷史比較和橫向的國際比較。將中國放在自己的歷史地圖上，所構建的知識體系才具有“中國性”；把中國放到世界地圖上，中國的社會科學理論體系才具有“世界性”。也就是說，當代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既不排斥歷史，也不排斥西方。

構建具有“中國性”和“世界性”的自主知識體系是一件大事，馬虎不得。它不是對西方理論的簡單否定，而是基于中華文明智慧與中國實踐經驗的創造性重構，需要在思想的指導下找到正確的方法論，在正確的方法論指導下解釋實踐，最終獲得基于實踐又能夠指導實踐的社會科學理論，為人類文明發展貢獻超越東西方二元對立的中國智慧。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