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式現代化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其來有自、源遠流長。中華民族在五千多年歷史發展中創造的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重要載體的中華文明，塑造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色，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的文明底蘊和強大的精神力量。
“民為邦本”的執政理念。民眾、民情、民生是傳統農耕文明孕育發展和國家政權穩定運行的重要因素，民本思想與人口治理的協同演進幾乎貫穿整個中華文明史。從《尚書·五子之歌》首提“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將天下萬民作為治國之本；到西漢賈誼的“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強調國家治理必須尊重和依靠人民；再到唐太宗李世民的“天地之大，黎元為本”，將黎民百姓視作國家的根本……中國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始終高度重視民之于邦的基礎地位。中國自古就是人口基數較大的國家，民眾是國家的基本構成元素與重要實體。歷史上各朝各代都曾以土地制度來平衡人口變動與土地分配之間的關系，通過完善戶籍制度實現對人口數量、分布和結構的統籌管理，根據人口規模制定彈性賦稅政策等，在社會治理方面有著豐富的制度實踐與經驗智慧。中華文明中“民為邦本”的執政理念和執政行動，為今天“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的國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歷史鏡鑒，深刻啟發了中國式現代化以“民本”為錨，通過系統性制度創新將規模壓力轉化為發展動能，將人民力量凝聚為文明躍升的偉大動力。
“富民調均”的倫理追求。中華民族高度重視社會和諧、公平分配和民生福祉，將共同富裕視為高層次的社會理想，致力于構建一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管子·治國》言“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強調實現百姓富足之于社會整體的關鍵作用。其后，諸如荀子的“上下俱富”、傅玄的“民富則安”、劉安的“安民足用”等思想，進一步闡發了“富民”理念，推動統治者實現人民富足和國家富強的政治行動。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殘酷現實，在古代社會時常出現。實現共富，既要“富民”，又要“調均”。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公平分配思想，荀子“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的正義理想，北宋改革家李覯“土田不均，富者日長，貧者日削，雖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的事實揭示，無不傳達出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公平分配的倫理訴求。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語境中的“均”，并非拉平上下等差的平均主義，其本意是以“禮”為度使社會各得其所、各得其分。“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對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代代相傳的共富理念的當代表達，昭示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價值追求。
“富而教之”的價值傳統。古代先賢對“物質”與“精神”關系的探討，既包含物質富足與精神富有并重的辯證思考，又強調經濟基礎優先的秩序性、系統性，集中凝練為“富而教之”的價值邏輯。管仲提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強調物質富裕與道德教化需同步推進，并將物質富裕作為道德教化的前提。孔子一生從教，當子貢提出“富而無驕”時，孔子將“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作為實現物質富裕后應有的更高層次的修養姿態。荀子從側面提出“國無禮則不寧”，指出倘若國家過度追求物質利益而忽視社會規范和精神教養，便難以持續發展。在精神教化方面，中國先賢始終秉持“義利相兼，以義為先”的義利觀，儒家“舍生取義”、道家“見素抱樸”、墨家“兼愛交利”等思想主張，都強調在追求正當物質利益的同時必須講求道義，推進精神世界的豐盈。“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富而教之”的文明基因中，這一價值傳統以辯證統一的哲學智慧超越了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物質膨脹與精神異化的二元對立，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文質兼美的文明形態提供了思想指引。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天人合一”思想蘊含著中華民族對整個宇宙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其以宇宙生命的整體性、自然規律的至上性、人類活動的節制性為內核，構建了中華文明獨特的生態倫理體系。莊子在《齊物論》中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表達了人與自然萬物在本體論層面具有同一性的基本認知。董仲舒在此基礎上闡發了“天人感應”思想，強調天和人是一個整體，天意與人事可以交感相應。北宋張載在《正蒙·乾稱篇》中提出“天人合一”一詞，經程顥“天人本無二”、朱熹“天人本只一理”、王陽明“天人一心”等的深入闡發，“天人合一”思想發展到頂峰。如何達成“天人合一”的理想狀態？首要的是敬畏自然、順應規律。《道德經》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里的“道”，意指宇宙天地間“自然而然”的客觀規律。萬物由道而生，只有效法或遵循自然之道，才能實現“天、地、人、物、我”的和諧共存與生命感通。《禮記·中庸》中“贊天地之化育”，《齊民要術》中“順天時，量地利”等思想，則表達了主動參與自然運化而非被動順從，進而實現人與自然協同共生的生態思想。達至“天人合一”，還要堅持“節用愛物”，做到“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先哲們關于天人關系的闡發和表達，為科學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破解生態危機提供了深刻生態智慧。今天我們所追求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正是對“天人合一”傳統宇宙觀的現代轉換與思想進階。
“和合共生”的天下格局。在中華文明的傳統中，從古至今都有著對和平、和睦、和諧的堅守與追求，“和”文化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核心思想。“和合”一詞最早見于春秋時期左丘明《國語·鄭語》中的“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在使五種倫理觀念達到和諧融洽的狀態，以此教化百姓，最終實現社會和諧穩定。其中，“和”強調不同事物之間的和諧、協調，“合”則著重于事物的融合、統一，二者內在相通，共同傳達不同元素“和諧共存、融合互補”的深刻內涵。“和合”是“共生”的基礎，“共生”是“和合”的最終目標，旨在將彼此不同的事物統一于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中。在此基礎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一步發展出“和而不同”的社會理念、“協和萬邦”的邦交思想與“親仁善鄰”的交往傳統，這些價值理念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于大同世界秩序規范的基本態度和原則立場，以及追求持續進步、多元融合與互利共贏的美好夙愿。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就是對中華傳統“和”之道的實踐延續與文化續寫。在全球交往愈加深化的今天，國際社會日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和合共生”的天下格局進一步彰顯出豐厚的現實意蘊與時代價值。
由此可見，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既是對中國現實和基本國情的深刻把握和洞悉，又是對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文化資源與精神根基的現代延展與當代表達。基于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我們創造、推進并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一言以蔽之，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文明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教務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