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縣治，天下安。”自古至今，縣城對于國家治理和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出，縣城是我國城鎮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支撐，對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具有重要意義。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中，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成為國家現代化戰略推進中的核心關注之一，意在進行新的國家治理尺度調適，科學推進面向城鄉融合發展，進而助推國家全面現代化。

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為何重要

城鎮化是現代化的標志，城鎮化是一種生活方式、一個社會過程。作為城之末、鎮之始，縣城獨特而重要。據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末全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4.72%，中國城鎮常住人口為9.1億人。其中，1472個縣城的常住人口為1.6億人左右，394個縣級市的城區常住人口為0.9億人左右，縣城及縣級市城區人口占全國城鎮常住人口的近30%，縣及縣級市數量占縣級行政區劃數量的約65%。這從一個側面回答了為什么要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意見》便正是對當下重大發展節點階段的政策回應和制度安排，是對為什么要發展縣城、要發展什么樣的縣城、要怎樣去發展縣城的一次集中尋解。《意見》以縣城為重要載體，圍繞科學把握功能定位、分類引導縣城發展方向，培育發展特色優勢產業、穩定擴大縣城就業崗位，完善市政設施體系、夯實縣城運行基礎支撐，強化公共服務供給、增進縣城民生福祉，加強歷史文化和生態保護、提升縣城人居環境質量，提高縣城輻射帶動鄉村能力、促進縣鄉村功能銜接互補，以及深化體制機制創新、為縣城建設提供政策保障等方面，勾勒出了城鎮化建設的新圖景。

值得注意的是，對此建設圖景的認識，不應局限在縣“城”建設的維度，還要有關聯性的“鄉”以及“城鄉融合”的視野。正如《意見》所指出的那樣，縣城是我國城鎮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支撐，對促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具有重要意義。這背后有一個深刻的大局觀和全局意識，即以城鄉融合為關照的全面現代化。這對于在面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兩個大局”的情勢下，以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尤其是中國式城鎮化新道路來建設“強大國家”與“美好社會”，是戰略節點式的支撐布局，具有重要的戰略貫通意義。

作為一個基本行政單元和空間單元，縣城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上承大中城市，下接廣袤鄉村，是國家治理縱深中的關鍵節點和戰略載體依托。根據有關研究，全國規模達到500萬人口的城市有91個，吸納了全國接近7.9億人口，而幾千個縣城和鄉鎮覆蓋的人口則很少，鄉村占了另一個大頭。一方面，“大城大村”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實。另一方面，通過城市化帶動鄉村發展，是現代化轉型的基本經驗。現在中國農業GDP占比約7%，而農業人口占比仍然高達23%。參考德邦證券的測算，我國近1900個縣城的平均城鎮化率卻只有24.2%，這一數值甚至不到全國的一半。產城不融合，尤其是產業對鄉村、城鎮的支撐度低、職住比例不合理，成為制約鄉村現代化，也是制約城市現代化的另一個現實。與此相伴的，是大量農民工常年往返于縣城和農村之間，“工農兼業”與“城鄉雙棲”較為普遍，但非充分就業下兼業獲得、出行交通、階段性居住等成本較高、效率較低。對這些問題，基于縣城以及擴散至縣域來思考和設計城鎮化，貫通城市群、大中城市以及鄉村發展，形成動態均衡的城鄉空間格局、產業格局、人口格局和管理服務格局，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具有獨特的優勢和價值。

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城鄉融合發展。城鎮化的“中國道路”經歷了抑制型的城鎮化、補償型的城鎮化以及再平衡的新型城鎮化，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一個脫胎于“鄉土中國”的“城鄉中國”正逐步快速演進成型。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對城鎮化規律認識的加深，在更高位階上來調適城鄉關系、建構國家現代化的底層基礎，旨在推進城鄉融合的一系列政策方案不斷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了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和縣城建設的任務舉措。與此同時，一系列將城鎮化戰略與鄉村振興戰略融合推進的布局通過，諸如中央一號文件、城鎮化專項規劃、鄉村振興專項規劃以及特色小鎮發展規劃等也隨之跟進。這深刻地表明，國家建設已然走到了直面大中城市“城市病”與大量中小城鎮低質量問題并存的新階段，縣域城鎮化需要通過合理規劃縣城類型、分類施策和兜底發展、持續升級的方式來實現發展轉型。其中，以圍繞市民化為中心解決“半城鎮化”的遺留問題，以結構功能改進的城市更新來實施再城市化、提升城市品質的優化問題，從本質上講，都是在進一步拓展和豐富物的城鎮化、物的現代化（如基礎設施和服務載體等）基礎上，向以人的城鎮化、人的現代化的過渡、升級和發展。這將帶來面向城鄉融合發展的城鎮化建設之新愿景與新路徑。

如何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

階段性地看，面向城鄉融合發展,如何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意見》給出了清晰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從問題導向上看，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需要致力于五個“提”：即促進縣城產業配套設施“提質增效”、市政公用設施“提檔升級”、公共服務設施“提標擴面”、環境基礎設施“提級擴能”，以及增強縣城綜合承載能力、提升縣城發展質量。顯然，這需要在堅持以人為核心推進新型城鎮化，尊重縣城發展規律，統籌縣城生產、生活、生態、安全需要的基礎上來循序展開，基本的路徑是因地制宜、補齊縣城短板弱項。從目標上看，近期到2025年，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取得重要進展，更好滿足農民到縣城就業安家需求和縣城居民生產生活需要。更長期的目標，則是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建成各具特色、富有活力、宜居宜業的現代化縣城，與鄰近大中城市的發展差距顯著縮小，促進城鎮體系完善、支撐城鄉融合發展作用進一步彰顯。

面向城鄉融合發展，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需要關注三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一是分類治理。合理分類、以類施策，是政策規劃科學性提升和有效性提高的基礎。《意見》具有顯著的前瞻性，基于對城鎮化新發展階段的新判斷，順應縣城人口流動變化趨勢，立足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區位條件、產業基礎、功能定位，在統籌發展和安全的基礎上，合理確定不同類型縣城的發展路徑，意義重大。這不僅意味著對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發展提供了更清晰的思路，同時對于縣域城鎮化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大城市周邊縣城、專業功能縣城、農產品主產區縣城、重點生態功能區縣城和人口流失縣城的五大類劃分，能夠更為精準地定位其發展。“加快發展”“積極培育”“合理發展”“有序發展”和“引導轉型發展”等表述，代表著對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類型的新認知和實踐政策的新布局。無論從與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融入而言，還是從發展出先進制造、商貿流通、文化旅游等專業功能而論，或是從有效服務“三農”、保障糧食安全提供支撐來看，抑或是為保護修復生態環境、筑牢生態安全屏障提供支撐而論，甚或是促進人口和公共服務資源適度集中、加強民生保障和救助扶助來講，縣城不是千城一面的，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的發展愿景不應也不可能是相同的。面對大中城市、面對各種功能性和節點性自主運轉縣城，存在著人口的集聚或疏散問題，其流入流出的方向不同，決定了其城鎮化的方式也應各不相同。除了對面強大都市“虹吸力”的衛星城模式具有較為顯著的域外人口流入以外，專業功能、農產品主產區、重點生態功能區三類縣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縣域內人口向縣城集聚、是域內流動狀態，人口流失縣城則有可能為前四類縣城提供農業轉移人口。這就說明，未來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過程中，縣域層次的城鄉發展將會面對至少三類融合模式，即圍繞都市發展的衛星城模式，圍繞域內流動的縣鄉模式，以及圍繞持續流出的中心縣鎮模式。前者更多的是市場化的產品發展和人口集聚，城鄉融合發展的市場化機制居主導作用；中者是政府規劃引導、市場循序強化的混合式作用機理；后者則是在極大程度上需要政府托底和保障的規模收縮、結構優化和功能升級的行政模式。當然，這僅僅是從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角度出發，從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過程中的配置資源方式及其程度而言的，并非決然，但是這較大可能代表著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的成長譜系。這樣的認識，對于國土空間規劃的推進以及以補短板、強弱項為基本思路的縣城發展，提供了深化認識。

二是精準新基建。新基建是包括新的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基礎服務等在內的基本條件和基礎環境建設。這是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得以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引導縣城分類發展的基礎上，需要關注如下領域問題：其一，產城融合的新基建。產業是縣城建設發展的根基。解決產業平臺功能薄弱、配套設施不健全的問題，有助于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更充分發揮縣城勞動力和土地相對低成本優勢，從而減少產業集聚過程中的人力篩選、提升企業市場粘性和促進更充分就業。通過增強產業支撐能力、提升產業平臺功能、健全商貿流通網絡、完善消費基礎設施和強化職業技能培訓等途徑，以“糧頭食尾”、“農頭工尾”為抓手，縣城產業發展與較高質量就業相融合的產城融合，是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走向成功的關鍵環節。其二，設施支撐的新基建。一些縣城管網陳舊老化、路網容量不足、老舊小區配套較差、停車場建設滯后、客運站設施落后等狀況，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縣城對人口的承載力與吸引力。需要通過完善市政交通設施、暢通對外連接通道、健全防洪排澇設施、增強防災減災能力、加強老化管網改造以及推進數字化改造等，來夯實城市運行的基礎條件。其三，服務民生的新基建。不少縣城的公共服務供給總量不足、質量不高，義務教育、醫療衛生、托育養老和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供給參差不齊、面向“一老一小”方面的服務更是不敷為用。為此，可以通過完善醫療衛生體系、擴大教育資源供給、發展養老托育服務、優化文化體育設施等方式，來持續不斷強化公共服務供給、增進縣城民生福祉。其四，人居環境的新基建。污水收集管網覆蓋不足、垃圾焚燒設施缺乏、黑臭水體尚未消除、藍綠生態空間有限等環境基礎設施缺口較大的問題，形成了縣城發展約束。這就需要通過加強歷史文化保護傳承、打造藍綠生態空間、推進低碳生產生活方式和完善垃圾收集處理體系等文化與生態舉措，提升縣城人居環境質量。其五，縣鄉銜接的新基建。進入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新階段，應推進縣城供水、供氣、供熱管網等基礎設施向鄉村延伸，促進縣城公共服務，如醫療、衛生、教育、養老等服務向鄉村覆蓋；推進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等，促進縣鄉村功能的銜接互補。當然，需要指出的是，精準新基建絕不意味著資本野蠻生長式的“狂歡”與放任，更不意味著對基層民眾形成某種程度的剝奪。該命題的提出，內含著對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開放建設方式的優化及其對資本邏輯的規訓，以便發展成為參與機會公平、成本風險共擔和發展紅利共享的合作治理和共同富裕過程。

三是注重認同建設。對于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而言，既需要推進邁向現代化發展的物質基礎與法治條件，也需要形成融合傳統、尊重共識、符合常理的社會信任和社會認同。以法治為基礎內容的城鎮化認同建構，實際上是對基于新空間、新實踐和新交往基礎上的市民化心理文化秩序的建構和發展過程。這就需要降低城鎮化過程中空間再生產、身份再生產、社會結構再生產與文化再生產的過程性緊張、沖突甚至是撕裂，減少社會轉型發展陣痛。將城鎮化的物質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尤其是人的精神文化的共同富裕做一個大體匹配性的安頓。這對于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是否建成、是否有內涵質量至關重要。為此，載體上的“看得見山、望得見水和記得住鄉愁”與心理文化上的信仰、信任、法治、理性、合作和寬容等價值建設需要一體推進，以提高城鎮化建設的厚度和深度。從面向城鄉融合發展而言，對于廣袤的鄉村在認同建設上則更需審慎有度、漸進而為。鄉村有著自身的內在結構和運行邏輯，在觀念與行為上均表現出頗為不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秩序。縣域城鎮化的過程中，鄉村面臨著一系列的解構與重構，空心化與再聚集時時刻刻都在發生。但是，這些變化并非是完全同步的，甚至也有可能是不同向的。這就意味著，鄉村振興需要對城鎮化進行有機戰略銜接，但要合理區分它們之間的邏輯差異。不能完全以市場化為主導的工業化、市場化和城鎮化邏輯來看待鄉村；當然以線性的鄉村視角來設置縣城、城市的發展思路，也會陷入歧途。在一個總體呈現熟人社會的鄉村內部，血緣、親緣和地緣紐帶濃密，空間單元因地方性網絡的密織而表現出較強的封閉性和一定的開放性雜糅。圍繞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和服務體系的農業結構性重塑，與正發展中的自治為基、法安天下、德潤人心的治理結構和秩序的變遷，正處于彼此不斷調適和互嵌的過程之中。鄉村的文化建設與認同發展，存在著一個賡續傳統與面向未來的整合、融合與再塑造過程，既需要從傳統中汲取合理的養分，又面向市場化牽引、產業化發展等引發的治理結構性再造，來形成法治化的新鄉土治理。這是一項長期而重要的基層建設任務。鄉村不應是城市、城鎮單向度的資源供給者，而應是與城市互動共通、共進、共融的合作者、協同者。以城鄉網絡的思路來思考縣域城鎮化過程中城與鄉的彼此融合、互相支撐又相對獨立關系，其建設的文化進路、發展方式和認同機制，需要得到更為審慎而積極的對待。

面向城鄉融合發展的縣城現代化如何突破關鍵難題

盡管歷經滄海桑田，縣治而國安的邏輯至今仍堅如磐石。在新時代，這樣的邏輯需要得到時代的接納并嵌入到新的治理發展主線之中，方能得到扎根并釋放其應有的活力。面向城鄉融合發展的縣城現代化，有何關鍵難題，又該如何突破？這需要有更多的關注。

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有其發展的客觀規律，也需要有遵循規律基礎上的能動努力。鑒于我國縣城以及縣級市、或類似于縣級建制的區域眾多，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所涉及到的廣度、深度、速度和力度等都將是巨大的，具有人類現象的特征。但問題隨之而來，在如此大規模、長時段和廣范圍的城鎮化進程中，如何獲得充分要素并得以合理配置，極其重要。當下的討論，不是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要不要發展的問題，而是一個要如何發展、如何發展得更好的問題。我們認為，其中最基本的難題依舊是人口、土地、資金等基礎要素問題。

任何發展都需要成本付出。但是，不同發展的成本付出具有不同的利益函數，也面臨著不同的風險。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講，新形勢下，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對于構筑合理的城鎮體系、擴大內需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義，同時有利于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更好地滿足縣域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在此論域內自然轉變成為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在基本價值內涵上不會有根本分歧，但在具體操作層面上，還是需要直面人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土地從哪里來、用到哪些領域上，以及錢從哪里出、花到哪里去的問題。這些都是最基本也是最值得深究的問題。“人、地、錢”三要素在城鄉間的轉移是城鎮體系協同發展的保障，但是如何配置，卻存在著生成與做成、演進與建構的分殊。生成、演進的路數代表的是市場化模式，做成、建構的方式意味著基于人為設計的行政主導模式。實際上，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可能很難想象城鎮化這類多議題疊加型的經濟社會發展是由單一的市場政策或行政規劃帶來且持續的。不僅如此，還需要考慮到社會力量的承載力與行動力，對于城鎮化的復雜影響。在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以及政府更好地發揮其應有作用的條件下，形成政府、市場與社會的多方合力，以此來解決縣城落戶吸引力不足、城鎮建設用地指標緊張與農村建設用地大量閑置并存，以及資金普遍匱乏等狀況。從前述對縣城分類設置發展方向的角度講，對于不同類型城鎮化的人、地、錢問題，應該有不同的出路。

《意見》對此給出了思路，即深化體制機制創新，為縣城建設提供政策保障。一則，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就近就地城鎮化是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的主要人口流動形態。對縣城而言，這是一個“來得了、留得下、發展好”的問題，包括原住民和新市民的融合化發展。對于鄉村而言，則是一個“出得去、回得來、能選擇”的問題。這兩個層面不貫通，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始終會被“卡脖子”。目前，一定程度上存在的“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在大中城市的流動人口身上比較凸顯，在縣城一類的城鎮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過高的不合理城市融入成本是其中的關鍵制約因素。這就需要通過全面落實取消縣城落戶限制政策，確保新落戶人口與縣城居民享有同等公共服務，建立健全省以下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省以下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機制等方式，來解決在許多大中城市所遺留的“半城鎮化”問題，即農業轉移人口難以市民化的問題。其中，依法保障進城落戶農民的農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支持其依法自愿有償轉讓上述權益，極為重要。二則，建立多元可持續的投融資機制。資金匱乏是突出瓶頸之一。對公益性項目加強地方財政資金投入，其中符合條件的項目可通過中央預算內投資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予以支持；對準公益性項目和經營性項目，鼓勵增加中長期貸款投放，支持符合條件企業發行縣城新型城鎮化建設專項企業債券。三則，建立集約高效的建設用地利用機制。加強存量低效建設用地再開發，合理安排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推廣節地型、緊湊式高效開發模式，合理安排新增建設用地計劃指標和用地準入門檻，保障縣城建設正常用地需求。從持續發展的角度看，需要在進一步加快創新農村“三塊地”改革（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基礎上，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經營性建設用地市場，構建貫通城鄉的多層次住房體系。促進人口、土地和資金在城鄉之間的“雙向奔赴”，將自上而下的政策布局與自下而上的實踐促進結合起來，是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得以穩健發展的基本思路。盡管如此，還是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實踐中資源配置的等級性慣序機制具有強勁的影響力，稀缺的要素性發展資源是否能夠如愿配置到縣城以及中心城鎮，既減少按照行政等級配置資源所形成的扭曲，又確保跨期跨空配置效率與市場活力，仍需要行政的調節和助力。尤其對于已然蓬勃發展的特色小鎮等一類的產業小鎮，如何與縣城開放互動的共生體系、有更多社會資本的建設性參與，則需要在遵循市場規律基礎上予以政策支撐和發展保障。當然，更多地借助市場力量激活微觀經濟主體的創新活力，增強縣域經濟的循環造血功能，是實現縣域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是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得以健康發展的有力保障。

城鎮化是一個復雜的空間均衡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把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做長時段觀察，對應良性互動共生的城鄉融合式城鎮化發展需求，需要關注可能存在的五大風險：一是耕地紅線風險，以土地為發展中心模式的地方容易突破紅線，造成對農地資源的不斷侵占，出現缺乏合理規劃下的城市用地緊張與“攤大餅”式淺表開發、鄉村部分土地撂荒并存狀況。二是地方債務問題，避免過度舉債進行大規模基建開發、“人為造城”因缺乏產業支撐和產城融合而形成“鬼城”，致使債務高企、難以為繼。尤其要抑制不切實際的“縣城首位度”倡導所形成的潛在和長期風險，糾正和消除人為扭曲的過度大城市化現象。三是同質化發展風險，跟風式建設、低端重復建設和無序競爭，引發無后勁、無特色、無前景的彌散狀態。四是盲目浪費問題，諸如忽視產業集聚、人口流動、區位特點以及資源支撐等因素，做“大水漫灌”式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覆蓋，造成資源錯配和大量閑置。五是脫離人的需求風險，大拆大建、貪大求洋，忽視地下空間開發與管網建設，無法回應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新發展趨勢等。這些問題，需要在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的規劃、建設、運營、管理和服務的過程中，形成系統思路和整理性治理格局，以此來解決碎片、應景和被動的狀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和形勢變局下的脆弱性為大城市格局帶來新思考，即需要高度關注包括縣城在內的城市韌性建設和社會韌性在鄉村的發展。在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把縣城的城市安全和韌性建設納入到與鄉村社會韌性的關聯建設之中，需要理性審視城鄉融合發展態勢下的新鄉土中國如何得以聯動性的發展和互動性的升級。簡單地切割之，國家和社會的安全感與歸宿感則會長期處于極大的不確定性風險之中。

城鎮化是一個由物到人、由載體到文化、由結構到功能、由管理到治理的整體性躍遷過程。以人為中心的新型城鎮化，落定到縣城場域，需要有深切面向城鄉融合發展的思維和視野。以現代化觀之，作為中國現代化重要節點的縣城現代化，其發生、發展的可靠載體與現實場域是縣域，是包括廣袤鄉村在內的基層社會。縣域的現代化，在依托于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推進的同時，從其根植的土壤、建設的內容、發展的基礎和未來的愿景而言，實質就是一體推進城鄉的融合化發展，面向城鄉融合來規劃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這是中國式現代化題中應有之義。很難想象，沒有現代化的鄉村和城鎮，縣城能夠“獨善其身”地獲得長久的發展與繁榮，從中國全面現代化的內涵期待中，這自然也將會是一種顯著的遺憾。

國家社會的深度現代化，需要結構功能優化升級的農業農村現代化，而這樣的現代化在其現實性上，最具合理性和可能性的是在縣域基層場域中以共生性的工業化、城鎮化與現代化方式來予以達成。既往那種單向度的城市化或城市中心主義，抑或是過度強調鄉村本位的自然主義，對于城鎮化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對于鄉村的現代化建設亦會帶來傷害。在城鄉關系出現重大變遷以及經濟社會出現結構性巨變的當下，重新動態性地思考和系統性地審視諸如城市與鄉村的新互動、新平衡和新發展，極為重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從城鄉發展的辯證法中，當下最為需要的，是在結構與功能逐步迭代升級基礎上建立起對城鄉關系適切的主體間性認識，這既是未來縣域城鎮化可以合理安置的基礎，也是理性思考中國由深厚的鄉土性向現代城市性轉變過程中，在深切尊重傳統性基礎上，國家治理獲得現代性轉化和創造的條件。這就需要我們在新發展階段，更加自覺地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實現面向城鄉融合發展的城鎮化高質量發展。要更為深度地將新型城鎮、鄉村振興戰略銜接起來，以政府、市場與社會協力治理的方式來突破城鎮化的深層約束，以新型城鎮化治理結構、投資模式、開發方式、成本機制、參與方法來促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的共建共治共享。以此出發，讓面向城鄉融合發展的縣域城鎮化在創造中國式城鎮化新體系、實現中國式城鎮化新道路的發展上持續發力，同時有益于將這種建設循序轉變成為實現人民共同建設安居樂業美好家園、達成共同富裕、共享發展成果的發展之旅與人民之治。

（作者系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應急管理研究院院長，東吳智庫、蘇州大學中國特色城鎮化研究中心研究員）